在19世纪，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像是交响乐的两个声部。从1800年到1899年，欧洲的音乐经历了一个最辉煌的时期，尽管再加上前后三十年，这段时间的音乐产量和影响力至今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浪漫主义不仅仅是旋律好听，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工业革命、政治巨变、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当巴黎街头回荡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时，这些口号也飘进了作曲家的书房里。音乐不再只是宫廷里的装饰品，而成为时代精神的扩音器。在贝多芬之后，古典乐派逐渐衰落，而浪漫主义却崭露头角。第九交响曲把合唱引入乐章中，席勒的诗作为歌词也预示着音乐将与文学、诗歌紧密相连。贝多芬的作品给这个时期带来了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逐渐取代了古典乐派。作曲家们发现只有音乐才能最直接地表达内心的自由和情感。技术进步也给这个时期带来了新乐器和更丰富的音色。铜管乐器变得更加灵敏了，声音也更具有层次感了。这些技术革新让作曲家们能够拓展想象空间，创作新形式、新理论和新精神的音乐作品。浪漫主义音乐不再只是好听了，它变成了好看、震撼人心的立体声。 文艺复兴时期让音乐“下凡”，而浪漫主义则把音乐彻底社会化了。乐队规模扩大了，配器法也成熟了。作曲家们使用各种色彩来表达不同情绪：欢乐、哀怨、流畅和冲突等等。 短小形式的作品却能够传达出强烈情感海涅曾经说过：“我的短歌出自内心巨大悲痛。” 舒伯特把歌德《纺车旁的玛格丽特》、米勒《冬之旅》谱成套曲，让诗歌和旋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肖邦、舒曼和门德尔松用钢琴演奏出优美旋律和淡淡哀愁，钢琴成了个人“交响乐队”。勃拉姆斯重建了贝多芬式的古典均衡，但他的作品里蕴含着“音乐的哲学”。他被后人称为贵族精神的代言人。 受尼采影响的理查·施特劳斯用交响诗把乐队推向极限。从《唐·璜》到《堂·吉诃德》，他把配器当成主角创造了视觉冲击力。 民族主义音乐在欧洲遍地开花，北欧有西贝柳斯（芬兰）和格里格（挪威），斯拉夫阵营有德沃夏克、斯美塔那（捷克），俄国则有格林卡及其追随者。 虽然柴科夫斯基因为太个性化被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排斥，但他用《天鹅湖》征服了全球观众。他们都使用民间旋律作为DNA，融入世界共通语言来表达民族精神。 19世纪末浪漫主义逐渐退出舞台，但它留下了一股炽热灵魂等待被唤醒——自由、平等、博爱；故乡、血脉、呐喊——下一次浪潮会把它们重新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