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制度初见成效，但"有人挂名、难以深耕"的矛盾逐渐浮现。随着校园传染病防控、近视肥胖等慢病管理、心理健康与应急处置需求不断增加，学校对专业健康支持的需求愈发迫切。上海启动"健康副校（园）长"制度试点后，覆盖面迅速扩大，基本形成了从专业机构向校园延伸的健康治理网络。但实践中，部分区域出现"一人对接多校"的现象，专业服务难以在日常管理、课程体系、风险评估等环节持续深入，健康指导往往停留在宣传与应急层面，难以形成可复制的管理闭环。 原因——人力供给与任务需求不匹配，制度保障相对滞后。吴寰宇分析，首要瓶颈在于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人力总体紧张，尤其在疾控、社区卫生等领域，专业人员既要承担机构本职工作，又要兼顾入校任务，时间与精力被分割，难以做到"常态化在场"。以嘉定区为例，54名健康副校长需对接200余所学校和托幼机构，客观上压缩了现场指导、隐患排查、演练评估等工作的频次与质量。其次，健康副校（园）长多为兼职角色，专项经费、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尚不完善，导致工作边界模糊、投入产出难以衡量，影响工作积极性与稳定性。此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提出优先儿童、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签约并逐步向学校等功能社区延伸，但家庭医生入校园同样面临配置不足和补偿机制不健全的问题，难以与学校需求形成有效对接。 影响——若保障不足，可能削弱制度效能并增加校园风险处置成本。校园健康治理强调"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当专业力量难以深入参与时，学校在传染病早期识别、聚集性疫情处置规范、健康教育课程化、学生体重视力管理、心理问题筛查转介等的能力提升会受限。一旦遇到呼吸道传染病季节性波动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校容易出现信息报送不及时、处置流程不统一、家校沟通压力骤增等问题，进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增加社会治理成本。更重要的是，青少年健康问题具有长期性与累积性，缺乏持续干预会使肥胖、近视、脊柱侧弯等风险在成长周期内放大，后续医疗与教育支持成本也随之上升。 对策——以政策与机制"托底"，用协同与标准"增效"，推动从试点扩面走向质量提升。吴寰宇建议，应探索建立健康副校（园）长的支持性政策与补偿机制，重点在三上发力：一是完善经费保障，形成稳定的专项投入渠道，覆盖入校服务所需的培训、宣教、评估、应急演练等工作成本，避免"有制度无资源"。二是建立可操作的绩效考核体系，围绕重点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覆盖率、突发事件处置规范度、重点学生随访转介等指标，形成可量化、可追踪的评价办法，并与个人激励、单位考核适度挂钩。三是优化人力配置与服务方式，推动分层分类支持：对托幼机构、寄宿制学校和学生规模较大学校加大专业投入；对一般学校可通过片区化服务、线上线下结合、标准化工具包等方式提升效率。 同时，推动健康副校（园）长与家庭医生协同，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医院"联动机制，是提升供给效率的重要方向。当前两项制度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与权责边界上存在差异，需要先行梳理职责清单：健康副校长侧重校园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建设、健康教育与应急处置指导；家庭医生侧重个体化健康管理、慢病与常见病随访、家校沟通与转诊衔接。通过建立信息共享与转介闭环，既能减少重复劳动，也能让学生健康问题在学校发现、社区跟进、医院支撑中形成连续服务链条。配套上，可探索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的补偿机制与支付方式创新，使基层服务真正"有活干、干得好、留得住"。 前景——从"试点覆盖"迈向"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制度化、数字化与专业化的共同推进。随着健康中国战略加快，校园健康治理将更加注重体系化能力建设：一上，通过制度固化和标准统一，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学段的服务同质化；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化工具完善学生健康档案、风险预警与随访管理，提高专业人员跨校服务效率。若经费、激励、人力配置与协同机制等关键环节得到补齐，健康副校（园）长制度有望从"增设岗位"升级为"完善机制"，更好支撑学校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提升，也为基层健康服务向人群与场景延伸提供可行路径。
健康副校长制度的推行，反映了新时代青少年健康管理从"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当专业医疗资源与教育场景实现深度融合，不仅能为学生筑起坚实的健康防线，更将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宝贵的"上海经验"。如何破解制度创新中的资源配置难题，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智慧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