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杨士奇和内阁几位大佬联合上书，力荐兵部主事于谦。宣宗朱瞻基亲自批复，直接授予于谦兵部右侍郎，让他去巡抚河南、山西两省。于谦接受了这个任命，马上出发，轻装简从地跑到了汜水，然后渡过黄河，翻过太行山，又进了云中。一路上他拜访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对百姓反应的不合理之处立马取消，合理的提议立刻推行。不到几个月时间，于谦就把这两个省的府县都跑了个遍。 第二年太原大旱，麦子没收成；第三年黄河决堤，开封周边八个县成了一片泽国。宣德七年、八年间，“连年饥荒，人相食”的惨状让人揪心。于谦首先上奏免除赋税和马草的负担，接着督促州县清查灾情、造册登记，再按照人口分发粮食。他还亲手创办了惠民药局，让那些靠挖草根、剥树皮过日子的百姓也能吃上免费的汤药。 为了把“救急”变成“救久”，于谦创造了一种叫做“劝籴之法”的新办法：动员地方上的“义民”捐粮，官府每年拨款去买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发粮吃，等到新麦成熟就停发”，等到秋天百姓把收获的粮食拿来抵充借的粮食，实在还不起的由官府代为补齐。这种“预备仓”制度后来在全国推广开了，被老百姓称作“召父社母”式的恩人。 灾荒还没平息下来呢，老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却越来越重。于谦上书请求：“逃亡的老百姓回来恢复家业的，免去一年的赋税和两年的差役”，并规定地方官离任时必须把百姓逃亡和复业的情况清单交上来，“数字不对的不许接任”。政策落实后，大片荒芜的田地重新长出了青苗，社会局势也逐渐稳定下来。 大同那边的边防事务也很棘手。大同屯军本来是“三分守城、七分屯垦”，可到了宣德末年，王府、太监还有将帅联手把屯田都吞并了，士兵“有田没粮、有身体却没盔甲”。于谦深入边地实地考察，“丈量原来的田亩数目”，把被霸占的田地全部还给了屯军；被私自在外面服劳役的军士也被送回了卫所；同时奏请朝廷在大同设置一名巡按御史常驻巡查，“军政、钱谷、刑名三权分立”，从此以后边关的粮饷就不再被层层盘剥了。 永乐以后商税越来越重。宣德年间在济宁、淮安、徐州这些地方设立钞关征税，船只按照大小收费，小本经营的商人们叫苦不迭。于谦写了一道奏疏给朝廷：“年税收入不足五千贯的关卡全部裁撤”，船只的物料税从六十贯降到了二十贯。政策一执行，“河面上的船只像织布一样络绎不绝”，山西商人往南运货物、北方商人往南运货物的生意又红火起来了。 正统元年六月，于谦一口气提了十条建议：减少驿站的车马驿传费用、节省牢狱中看押犯人的卒子开支、合并税务机构、清查兵器装备、核实官员人数……“三杨”内阁把这些建议全都采纳了。有人统计过，仅仅前两年就为老百姓节省了三百多万两银子。改革触动了镇守太监和不法将帅的利益。宣德十年九月，都督韩僖先捏造罪名诬陷于谦，户科给事中卜祯又以“办事耽误时间”弹劾他。可于谦只是埋头继续治理黄河、修缮边防、督促粮食运输。 正统四年（1439）按照惯例该调于谦进京当左侍郎了。但朝廷被他九年的政绩感动得破例留任他，还升他做了左侍郎继续巡抚河南和山西。百姓们听说这事儿后夹道挽留，府县官吏也联名推荐他留下。于谦继续在晋豫两地来回奔走：农闲的时候治理黄河、岁末巡视边防、春耕的时候督促耕作；为了防止藩王和将帅借运送粮食的机会盘剥百姓，他主张推行“钞折米”的新制度，并且明令各地的巡抚随到随收粮食，“不准阻拦扣押”。 民间还流传着一段关于“铸犀镇河”的传说——于谦为了镇住黄河里那条不听话的蛟龙（这里比喻黄河泛滥），召集铁匠把铁熔化铸成巨大的犀牛放置在黄河岸边。犀牛背上刻着铭文：“别让蛟龙扰乱我百姓”。虽然这只是个传说故事（含有神话色彩），却寄托了老百姓对于谦能把洪水锁进堤岸的无限信任。九年过去后，晋豫两省的荒地变成了桑麻地（比喻欣欣向荣），逃亡的百姓都回来了重新过起了日子，仓库里堆满了粮食，“上天派来的恩人拯救了这两个地方”的歌谣直到现在还在太行山脉深处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