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既要依法惩治——更要把教育、感化和挽救做在前面；委员通道披露的办案数据显示，在已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近八成孩子不同程度存在家庭教育缺位、监护责任弱化等情况。一些未成年人在成长关键期缺少情感支持和规则引导，遇到矛盾挫折时更容易用偏激方式应对，最终触碰法律红线。如何把“事后追责”前移到“源头预防”，把“个案办理”延伸到“系统治理”，成为各地普遍面临的现实课题。 原因—— 从实践看，未成年人走偏通常不是单一因素造成，但家庭功能弱化是重要诱因。 一是亲子沟通不畅。部分监护人长期忙于生计，或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忽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和情绪表达，孩子可能用对抗、逃避，甚至违法行为来“求关注”。 二是监护缺位与规则缺失叠加。家庭教育缺少底线管理和行为规范，孩子对法律后果认识不足，在同伴影响下更容易做出冲动选择。 三是社会支持跟进不及时。个别家庭遭遇变故后，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等公共服务未能及时介入，问题长期积累后集中爆发，矫治难度随之增加。 影响—— 未成年人犯罪不仅侵害被害人权益，也会对未成年人自身发展造成长期影响。矫治和帮扶一旦缺乏连续性，容易出现反复甚至再犯，给学校管理和社区治理带来压力。更关键的是，如果家庭关系破裂、监护失职得不到修复，未成年人难以建立稳定的价值观和行为边界，社会化过程受阻，后续求学、就业和融入社会都可能持续受挫。因此，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把“依法处理”和“家庭修复”同步推进。 对策—— 熊玉芳以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为例介绍：涉案未成年人长期缺少关爱，遇事无人引导而误入歧途。检察机关综合其犯罪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但在考验期内，该未成年人一度违反监督管理规定，面临决定被撤销的风险。为避免出现“管不住、帮不到”的情况，她发挥委员联系面广的优势，联动心理咨询师、教师等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孩子表达委屈和困惑，推动父子重建沟通；同时依法向监护人制发督促监护令，明确监护责任和教育要求，用法律约束压实家庭责任，用专业服务提升教育效果。随着家庭关系逐步修复，孩子学习生活回到正轨，并实现就业。 在个案基础上，熊玉芳总结形成面向涉案未成年人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四步工作法”： 第一步，与家长深入沟通，摸清监护状况和教育误区； 第二步，与孩子近距离交流，了解心理需求和行为动因； 第三步，组织全家共同商谈，形成可执行的家庭改进方案； 第四步，对监护失职情形依法制发督促监护令，推动责任落实。 该方法已帮助28名未成年人回归校园和正常生活轨道，对应的做法被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表明了基层探索在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与社会治理中的现实价值。 前景——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司法机关依法履职，也离不开教育、民政、妇联、学校、社区和社会组织协同发力。谈及下一步工作，熊玉芳表示将更好履行政协委员和未检检察官双重职责，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与治理加强调研，推动建立更顺畅的转介帮扶机制和更稳定的专业支持队伍。业内认为，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制度深入落地，以“法律约束+教育指导+心理干预+社会支持”为核心的综合治理路径将更趋成熟；将家庭教育指导嵌入案件办理全流程，强化考验期跟踪和复盘评估，有望进一步降低再犯风险，提升未成年人保护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未成年人保护既是司法课题，也是社会工程；熊玉芳委员的实践表明，通过制度创新把刚性司法与柔性帮扶结合起来，能为迷途少年提供更有力的回归支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这种兼具法治力度与社会支持的治理方式——不仅守护了个体成长——也为完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正如委员所言，今天的少年关乎明天的社会，对他们的每一分投入，都是对未来的长远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