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回来后，他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耕耘了39年，始终不忘初心。1986年，他初到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神经内科。1996年，他晋升为科室副主任。2000年，他正式担任科室主任。这位神经科大医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个规矩：不管多忙，每天查房都要先问问病人今天睡得好不好，家里有没有难处。他不仅要把节省写进查房流程，更是坚持不给病人乱开一张检查单、不滥开一粒药。为了省点钱，他常常把门诊看到下午才想起吃午饭。他甚至专门把“严谨”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像处理“清洗量筒要重复10次”“药物试验必须双盲随机”这类细节那样苛刻。1996年，他把卒中单元这种管理模式引进了国内。接着在1986年进入新桥医院后，他又组建了重症神经疾病监护室。2000年担任主任期间，他组织开展了缺血性脑血管病血管内介入诊治等工作，形成了急性脑血管病的全程管理模式。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面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他开始把老年期认知损害的早期干预作为科室重点。为了引进神经功能测评计算机辅助系统，他不惜下了不少功夫。 2000元治好的那个27岁女患者是他常用来教导年轻医生的例子。那个患者从10岁开始就行走困难，到了20岁彻底不能走路。郑健通过详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仅仅给她口服药物治疗，10天后她居然能勉强走路了。两年后，患者带着孩子专程来致谢，说她已经上班、结婚生子了。 还有一个48岁脑干出血的患者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那个病人在景区游玩时突然晕倒，被送到当地医院诊断为脑干出血，出血量占整个脑桥40%以上。多家三甲医院都说治不了。最后家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转到了贵黔国际总医院。郑健组织多学科会诊后制定了个性化方案，患者9天开口说话，3周后就转出了重症监护室。家属送来锦旗时，郑健只回了三个字：“应该的。” 除了治病救人，他还不忘培养人才和搭建科研平台。他曾是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副主编过1部专著，参编了10余部专著和4部国家卫生部规划教材。2007年他还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育才银奖。 他的论文发表数量非常可观：以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发表论文150篇，其中SCI收录了30篇。他还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5项，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和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他还是《中华脑血管病杂志》等多家杂志的编委。 他的留学经历让他第一次直观感受到医学的严谨。作为原国家卫生部选派的研修生，他先去了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脑疾病研究所进修，随后又去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系做博士后。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让他明白：医学不是死记硬背和记忆背诵那么简单，而是要把每一次实验、每一次查房都当成第一次去做。 退休之后多家医院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他最终选择了贵黔国际总医院。这家医院以红色基因为血脉，以专家技术、先进设备和优质服务为优势。“把科室框架搭好”、“把人才梯队建好”是他到贵州后的两件头等大事。“把严谨、求真、务实、奉献的价值观带过来”是他给科室定下的规矩。设备可以进口技术可以引进但这些精神内核必须自己带过来。 三十九年过去他把“大医精诚”写进了每一次查房、每一台手术和每一次门诊当中。从日本到贵州跨越了山海的距离从实验室到病房步履从未停歇在神经内科这片他深爱的战场上他仍在守望守望患者的安康也守望自己最初的誓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