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闻一多，他一开始呢，把那《唐诗杂论》、《楚辞校补》还有《古典新义》都给整到了书架上。其实他心里想的就是，“我得给这个衰落的民族开个好方子，治治病。”他是一点儿一点儿地去查勘，去研究，把唐诗、楚辞这些东西又给摸了一遍。结果呢，书稿写完了，他发现文化这东西太慢了，“慢药”根本救不了急。所以他就没再管这些书了，给讲桌腾了地方，把稿子都丢到枪杆子上去了。这一下就从一个读书人变成了战士。 其实呢，文化本来就不是什么高冷的概念。说白了，它就是一辈辈人习惯了做的事情，习惯久了成了习俗，习俗再慢慢成了传统。这些传统被时间一熬，就成了今天的文化。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儒家伦理”就是那个看不见的轨道。孝顺忠君就是那个车夫嘴里的鞭子。可西方那边呢，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开过来了，他们带着坚船利炮就把大门给劈开了。这个时候，你能看到中国自限性的文化一下子就碰上了普适性的文明。这下局限性就全露出来了。 以前我们靠儒家伦理来安定天下，靠种地就能养活自己。那时候文化像一口深井似的，自己就是个独立的系统。可是现在呢，井口被炸坏了，外面的水就灌进来了。外头的“普适秩序”带着蒸汽、铁路和资本一块儿涌进来。不是说文化本身不好，而是井口太小了，井底又太深了，两者之间没法调和。你要是想靠修修补补把井水再灌满？那无异于把井口焊死——迟早还是得抽干的。 闻一多先生是最知道这一点的人。他在这方面是下了真功夫的人。他跟我们说了：唐诗宋词、楚辞汉赋你就算都读透了，也还是挡不住山河破碎。因为民族危亡的时候，哪有工夫等什么“文化复兴”这种慢动作呢？他看到了更底层的问题——制度、政治、人心。所以他把《楚辞校补》合上了，《古典新义》也给扔到一边去了。转身就投入了民主运动：“救亡图存，非革命不可！” 总结一下吧。闻一多先生用一生回答了一个问题：当一根深深扎根在本土文化里的老树碰上全球化的大风大浪的时候，你是该守着旧的东西不放呢？还是该发芽接上新的枝条？答案其实不是非要选一个才行的。而是“根须入水”，“船须向前”——文化给民族一个身份归属感，革命则给民族一条出路。前者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后者决定了我们要往哪儿去。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还得记住：先认清自己文化的局限性，再找到一条能把全体人民都渡到对岸的新航线——这就是闻一多留给我们最清醒也最迫切的遗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