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政策的实际成本分担与政策承诺出现明显偏差。纽约联储2月份发布的研究报告基于数据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新增关税措施中，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高达90%。这个结果与政策推出之初“主要由外国贸易伙伴买单”的说法形成强烈反差，显示关税在实际传导过程中与预期存在根本差异。 具体数据深入凸显这一问题。2025年初，美国平均关税水平为2.6%，到年底升至13%，全年上升约10个百分点。同期，美国承担新增关税成本的比例持续处于高位：1至8月为94%，9至10月为92%，即便11月回落，仍有86%。相对应地，国外贸易伙伴承担的比例仅为14%。这种不对称的成本分配，反映出政策执行效果与设想之间的落差。 成本转嫁机制也更为清晰。关税生效后，国外出口商通常不会因此下调报价，而是维持原有定价；进口商难以长期自行吸收新增成本，最终往往通过提价将负担转移给终端消费者。以进口运动鞋为例，原价150美元的商品在关税调整后涨至180美元，新增的30美元由购买者直接承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独立评估与此一致：外国出口商仅承担约5%的成本，国内企业承担30%，消费者承担约70%。税收基金会的测算进一步显示，2025年新增关税措施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额外支出约1000美元，对中产家庭的预算压力更为直接。 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也低于预期。特朗普政府推动关税的核心目标包括缩小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但结果并不理想。2025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1241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较2024年增加近300亿美元，表现为“加税并未改善、反而扩大”的趋势。同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2025年达到4500亿美元，较加税前进一步扩大，与“让中国付出代价”的叙事形成反差。 市场主体的规避行为进一步削弱了关税效果。为应对关税压力，一些美国企业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地中转进口以降低关税影响，但商品原产地仍多为中国，有关制造利润并未因此转移。结果是，美国消费者承担的额外支出未能有效转化为国内产业收益，反而在国际贸易链条中增加了中间环节成本，形成一定程度的“内耗”。 从更广泛的经济层面看，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不容忽视。消费支出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关税抬升终端价格可能抑制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形成拖累；企业端在成本上升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也可能推迟投资和扩张，进一步影响经济活力。长期而言，这类政策还可能在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等带来连锁效应。
这份报告为全球贸易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样本，显示单边保护主义措施在现实运行中往往与初衷相背；在全球化深度交织的背景下，如何在产业保护与消费者利益之间取得更可持续的平衡，并构建更具韧性的国际贸易体系，仍是各国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课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言：“关税是最糟糕的征税方式——它既隐蔽又低效，最终惩罚的正是本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