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国家发展规划如何更科学、更贴近民意、更具执行力 国家发展规划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关系国家战略布局，也直接牵动群众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切身利益；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诉求多元化以及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化，规划编制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确保方向正确；另一方面要更充分听取来自基层、行业与公众的真实需求，使目标任务可感可及、政策举措可落可行。 原因——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 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契合我国长期实践形成的治理经验。一是现代化建设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单靠行政系统自上而下推进，难以穷尽复杂情形；需要把社会智慧、基层经验与专业研究更好汇聚，提升决策质量。二是公众参与方式发生变化，互联网成为表达诉求、反馈问题、提出建议的重要渠道，建立清晰的制度入口与程序要求，有利于提高参与的可及性与透明度。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把民生关切嵌入规划目标与政策体系，通过制度安排让群众“说得上话、提得了建议、看得到回应”，推动规划更具社会认同与执行基础。 影响——以法治保障公众参与，增强规划的科学性与凝聚力 此次立法明确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公开征集意见建议，使公众参与从工作机制上升为法律要求，将带来多重效应。其一，增强规划编制的开放度和代表性。此前探索已显示出广泛参与的现实可行性：2020年五年规划编制期间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收到大量网民建议；2025年新一轮规划编制再次开展线上征求意见，群众建言超过311.3万条。法律化后，参与渠道更稳定、程序更规范，有助于提高意见吸纳的广度与质量。其二，强化规划的民生导向与可操作性。民生投入是衡量规划成色的重要标尺。“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约20.5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约19.6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约10.6万亿元、住房保障支出约4万亿元，连同其他领域，财政民生投入规模接近100万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超过七成。公众参与的制度化，有利于把资金投向与公共服务短板更精准对接，提高政策的指向性与获得感。其三，提升政策协同与社会预期稳定性。广泛吸纳意见、回应关切，有助于规划出台前形成更大范围共识，减少政策落地摩擦，增强各类主体对发展目标与路径的可预期性，从而汇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合力。 对策——把“可参与”落到“能转化”，关键在程序与反馈 法律确立原则后，更重要的是完善配套机制，推动公众建议从“入口”到“出口”形成闭环。一要健全意见征集、分类评估与论证机制。对来自社会的建议进行主题归类、数据分析与可行性评估，推动与专家论证、部门协同、地方试点相衔接，避免“热闹征集、弱化转化”。二要强化信息公开与反馈回应。对采纳情况、典型建议转化路径、未采纳原因等，以适当方式向社会说明，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与信任度。三要提升基层参与的组织化程度。通过院落会、座谈会、行业协会与基层治理平台等方式，扩大对不常上网群体的覆盖面，让征集更具均衡性。四要注重防范形式主义与数据噪音，对重复、无效、恶意信息加强甄别，对专业性强的议题提供通俗解读与必要指引，确保“问计”既广泛又高质。 前景——以法治化参与推动规划体系走向更成熟 面向“十五五”及更长远发展，国家发展规划法把顶层设计与社会参与统筹起来，将继续推动我国规划体系从“经验驱动”向“制度驱动”升级。可以预期，随着公众参与程序更完善、部门协同更顺畅、数据治理更精细，规划将更能反映发展规律、顺应民心期待，并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提高治理能力上发挥更强牵引作用。，法律明确的参与路径也将促进社会各界形成“共谋发展、共担责任、共享成果”的治理文化，为长期稳定的政策连续性与社会凝聚力提供支撑。
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的原则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法，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完善，也为公众参与规划编制提供了更清晰、稳定的法律依据。此规定将推动规划编制过程更公开、更规范、更注重实效，有助于让五年规划更贴近人民需求、更符合发展实际。面向新时代新征程，这项制度安排将持续促进我国发展规划体系优化完善，为国家长期发展提供更稳固的制度支撑与更扎实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