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思想界精彩纷呈。司马迁在《史记》里讲述了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李斯、韩非等多位学者的事迹，他们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孟子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哲学家。有一次，他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先生，您千里迢迢来此，有什么办法让我的国家更强大吗？”孟子回答道：“王何必问利益呢？仁义才是根本。” 孟子把自己的思想推销给齐宣王。齐宣王虽然对他尊敬有加，但孟子提出的减税、轻刑等主张，齐宣王只当作了耳边风，没打算真正落实。他把孟子当成顾问，表面上尊重他，但根本没有打算推行他的建议。孟子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在齐国无法实现，便辞去官职离开了。临行前齐宣王派人来挽留他说：“孟先生别走了，给您万钟的俸禄，留在齐国当顾问吧。”孟子拒绝了。他表示富贵不能让他迷惑、贫贱不能让他动摇、威武不能让他屈服。他不愿意为了官职说违心话。 荀子比孟子更加务实。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荀子直言不讳地说：“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行都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他的观点虽令人震惊，但他坚信只有礼仪和制度才能约束人性。荀子没做过大官，只在齐国当过几天祭酒。然而他的弟子李斯和韩非都成为了杰出人物。荀子懂得权力需要法律和制度来维持，他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比喻告诉世人任何成就都是从点滴积累而来的。 齐国还有邹衍和淳于髡等学者。邹衍善于谈论天地万物玄妙莫测，诸侯听后都肃然起敬。淳于髡善于言辞与梁惠王聊了三天三夜，梁惠王听得入迷不已。然而司马迁只写了四个字：困于齐梁。孟子在齐国和梁国处处碰壁。战国时代诸侯们需要能打仗的将军和能赚钱的大臣。他们的目标是利益而非仁义之道。 杜甫曾写道：“出师未捷身先死”。孟子与荀子就像一颗种子种在最不合适的季节里等待发芽。后来董仲舒、朱熹和王阳明都读懂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史记》里单独列传的人通常是帝王将相或刺客游侠，司马迁却给孟子和荀子立传。他明白有些人的价值不在于一时而在于千秋万代。 司马迁自己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坚持著书立说完成了《史记》。《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一生虽未达但独善其身坚守自己的主张没有为了饭碗而放弃自己的学说。所以有些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会在出现的那个时代被看见但这不代表它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