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权的存在引发持续争议。许多人认为，对内乱、谋杀、强奸等严重罪行不应予以特赦。这个质疑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总统制国家普遍设置特赦权？答案需要回溯到美国制宪时期的原始设想。 美国宪法对总统特赦权的规定相当宽泛。根据宪法条款，总统拥有广泛的特赦权，仅有的限制是不能特赦被国会弹劾的人。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甚至可以对未经调查、起诉或定罪的人进行预先特赦。相比之下，韩国总统的特赦权受到更多约束，无法特赦未经终审定罪的人。美国这种宽泛的特赦权设计，并非源于宪法明文限制，而是植根于联邦制的政治逻辑。 特赦权的设立基于两项重要考量。其一是处置内乱。美国制宪者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4篇中阐述了这一理由。在汉密尔顿看来，当内乱发生时，总统可以运用特赦权及时平息叛乱，使国家免于战争创伤。特赦权在此起到的是政治解决方案作用。在与叛军谈判中，总统可以承诺：放下武器、立地投降，赦你无罪。由于特赦一旦颁布便不可撤销，这对叛军而言构成了强有力的安全保证，从而大幅降低了内乱的持续时间和烈度。汉密尔顿强调，特赦权使总统能够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全局考虑，在适当时机"牺牲法律对犯罪的严格追究，以换取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解"。这种权力的运用，目的是愈合国家创伤，而非评判个人是非。韩国历史上对全斗焕、卢泰愚的特赦，正是基于这一逻辑——通过特赦实现国家和解，而非为其个人行为定性。 其二是提供司法救济。当司法手段穷尽后，特赦权成为最后的救济渠道。法院判决并非总是正确的，可能存在误判、错判或冤判。即使终审判决也可能包含错误。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有时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假设法律规定盗窃一个面包需要监禁二十年，法院依法判决，这样的判决是否合理？若一个人因正当防卫被判刑，这是否公正？特赦权的存在，为这些情况提供了救济途径。当法律本身存在缺陷，当司法救济已被穷尽，特赦权就成为了最后的制度保障。 需要澄清的是，特赦权的滥用确实是另一个问题。防止特赦权被滥用需要采取其他制度性措施，但这不应成为否定特赦权本身合理性的理由。将大量特定罪行排除在特赦范围之外，会导致特赦的救济功能严重缺失。看似严重的刑事犯罪，不一定意味着犯罪人确实有罪；即使有罪，也不一定应该承受如此重的刑罚。特赦权的存在，正是为了在这些复杂情况中提供制度性的纠正机制。
特赦权是一把双刃剑——关键不在权力本身——而在如何审慎使用。从汉密尔顿强调的“国家理性”，到当代法治社会对程序正义的要求，这项古老权力始终考验着各国在政治需要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平衡能力。正如大韩律师协会会长朴钟燮所言：“制度的完善永无止境，但人性化司法的追求始终是文明社会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