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得从1924年说起，鲁迅正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仔细翻阅，突然就想到了万瑶圃这个名字。万瑶圃是他的老友，也是位思想家。鲁迅就在想，这老兄在北大历史系讲了一辈子书，那就是我写《高老夫子》的原型呗。因为就在1925年，我在《热风》的题记里琢磨了一下“拟态”这个词。这词儿意思是说，生物或者人都得借着别人的模样活着。我看万瑶圃就在这么活着。 1925年那个时候啊，北大历史系教员杨栋林跟女生韩权华闹出了“韩杨事件”。学生们把这事闹得挺大，杨栋林也没法待了。这事儿像个旋涡一样转来转去。我就把这事儿给简化成“一封怪信”，让高老夫子在台上老琢磨怎么练习“不敢看”。这时候北大的教室里头啊，高老夫子正跟黄三聊天。 我把那个时间线拉回去了一下。1924年我刚译完《穷人》，1925年就写了《高老夫子》。这中间也就是一年功夫。我在小说里让高老夫子对着镜子照左眉棱上的那个“尖劈形瘢痕”。我就想啊，他这是在照谁？这不就是照我自己吗？新文化运动就像一面镜子，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长啥样。 拉康说的那个“镜像阶段”，其实就是一场误会。人老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才是真的。高老夫子把新文化当成了镜子，结果就照着了一个幻影。结尾的时候他跑回黄三家打牌去了，看着像是又回到了老日子里。其实他这是证明了一件事儿：没有主体性的假装活法，根本就成不了气候。 这就说到了“拟态”。高老夫子想象着自己是个教新学堂的老师，把自己改造成了别人的模样。可他没办法跟物理世界对上号啊。黄三和万瑶圃就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代表着被压下去的旧观念。 小说里有个有趣的细节：高老夫子戴帽子的方式变了好几次。一开始他戴顶新帽子登场，后来又换成了秋帽。巴赫金说过，“加冕”和“脱冕”就是狂欢节的老戏码了。高老夫子把“高尔础”当成了新文化的面具，“高干亭”就是他打牌时候的本名。面具戴得再稳当也没用，里面还是空的。 我还得提一下巴赫金说的“狂欢化时空”。高老夫子在讲台上像梦游一样晃悠来晃悠去。那就是“非欧几里得”的时空体在作祟。危机被压缩得很紧，日常生活却被拉得很长。物理时间被心理时间给撕碎了。 还有那个芥川龙之介和果戈理写过的鼻子呢？鲁迅1924年译完了《穷人》，1925年就写了这篇《高老夫子》。他在文章里写得飞快，“忽然”、“忽而”这种词蹦跶得让人应接不暇。那就是巴赫金说的那个“非欧几里得”时空体。 最关键的就是女学生了。讲台下的女学生从来没露过脸，但她们的目光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空白其实指的就是那场“韩杨事件”。大学生把那封情书贴出来讨伐杨栋林，最后杨老师辞职走人了。我把这事儿简化成了一封怪信。 黄三和万瑶圃就是高老夫子心里缺的那点儿魂灵跟影子。“夫子”本来是对老师的尊称啊，现在倒成了师道崩坏的象征了。儒家旧伦理早就碎了一地，新伦理还没立起来呢。高老夫子就卡在这个真空地带动弹不得。 我就问一句：镜子之外还有哪儿能当老师啊？当师生伦理都没了、主体性也没了的时候，教育还能指哪去？现代性又该往哪儿走？我们今天面对的那些伦理真空、身份焦虑、价值漂浮……其实都是那个裂缝的不同切片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