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维性；作为一门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核心的实证学科，历史学要求历史观、方法论和价值判断体系的有机统一。实证与理论的结合，构成了历史研究工作的两个基本支撑点，二者缺一不可。 实证研究强调以史料考证为中心，为认识人类历史提供坚实的事实依据。中国学术传统中存在着"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唯物论精神，这是中华文明认识世界的重要原则。明清之际，中国学者开创了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清初学者李颙将儒学界定为"明体适用之学"，主张通过"穷理致知"的实证方法，既能"识心悟性"，又能"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在西方学界，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审慎缜密的考察，以真实事实为依据发现发展规律，就是实证精神的体现。中西学人对实证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基本一致，都将其视为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有效途径。 然而，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进展，实证研究逐渐出现了碎片化倾向。一些研究者过度强调文献分析和史料考据，忽视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割裂了具体实证研究与历史规律研究的辩证关系，将微观经验事例与宏观发展过程片面对立。这种现象在西方社会史、文化史、全球史等领域都有所体现。2006年创刊的《全球史杂志》曾明确提出要克服史学碎片化问题，以展现更完整的历史知识图景。2016年德国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更是直言，全球史在本质上是一项理论性事业，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描述。 中国史学界同样面临类似问题。早在1934年，历史学家贺昌群就已观察到学术研究"只见零篇断目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的现象，指出整个学术"步调太不整齐，缺少连锁性，很难寻出一贯的文化线索"。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1987年出版的著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用"碎片化"一词准确描述了"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历史被解构为局部性实践，放弃了任何总体目标"的学科现状。此后，实证研究碎片化问题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 面对这个学科困境，学术界形成了新的共识。历史学家章开沅等学者主张，历史研究应当"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强调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观点代表了当代历史学界对学科建设的理性思考。 从现实层面看，理论分析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不可或缺。当今全球人口已超过80亿，即使借助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穷尽所有史料。因此，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清晰的理论分析，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开辟正确的认识道路。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现象的堆积，而是人类的能动发展过程。历史事实中大量个体经验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恰恰构成了理解历史发展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曾指出，人"天生是社会动物"，社会化协作具有"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历史的统一性和规律性来源于人自身存在的客观性，来源于以无数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化协作形成的人类整体发展。历史研究的核心功能，就是通过"历史的分析"，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历史研究如同绘制地图——既要标注每个地标——更要把握大陆运动规律。只有实证与理论相结合，才能真正读懂过去，指引未来。这既是对研究方法的完善，也是对传统史学精神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