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三山岛渔港船舶密集、人员流动性强，渔民生产生活节奏受潮汐与作业周期影响，矛盾纠纷呈现“多发点散、突发性强、处置窗口短”等特点。
此前一段时期，港区纠纷不断，酒后滋事、船只停靠摩擦、渔业生产利益争议等问题叠加，既影响正常生产秩序，也增加海上安全风险。
对岛上群众而言，“平安”既是生活环境的底线，也是渔业增收的前提。
原因—— 一是底数不清导致治理抓手不足。
渔港管理涉及船、人、货、泊位等多要素，基础信息缺失或更新不及时，容易出现“看得见的问题反复发生、看不见的风险持续积累”。
二是海上纠纷处置链条长。
传统处置往往依赖上岸后处理，容易错过黄金调解期，矛盾升级后成本更高。
三是单靠警力难以覆盖全时全域。
海岛警务面对空间跨度大、警情季节性波动明显等现实，若缺乏群众参与，治理容易陷入“管得住一时、管不住长期”的困境。
四是部分行为习惯与安全规则存在冲突。
渔民上岸聚饮易诱发口角冲突，既影响秩序，也对海上作业安全形成隐患。
影响—— 渔港秩序紊乱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纠纷处置成本攀升、生产组织效率下降，间接影响则体现在渔民获得感、安全感受损，港区营商与旅游形象受挫。
更值得警惕的是，若矛盾长期积压，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或海上安全事故，牵动渔业生产、港航管理、基层治理等多个领域，进而影响沿海地区安全稳定与高质量发展。
对策—— 针对“治”的前提在于“知”的治理逻辑，当地公安以精细化摸排夯实治理底座。
孙建豪到岗后，首先以走访入户、巡港踏查为抓手，梳理港区船舶与从业人员信息，掌握1100多艘船、1万多名渔民基本情况，并绘制港区图谱，实现“船有人管、人有信息、事有落点”。
在此基础上，治理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
围绕“管”的关键在于“服”的工作思路，港区管理突出服务导向与规则共识并重。
针对上岸饮酒易引发事端的现实，通过与渔民算清“安全账、经济账、平安账”，推动形成共同认可的行为边界，最终由群众自愿表决通过《渔港禁酒公约》，以“自愿约束”替代“简单管控”，让规则更可执行、更易持续。
在矛盾化解上，探索把调解资源前移。
当地建成海上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将调解场景延伸至码头、海上，力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处置在前端，形成“小事不出港、矛盾不上交”的治理闭环。
该机制的要义在于缩短处置链条、降低对抗情绪，通过快速介入与柔性调解减少矛盾升级。
在长治久安层面，突出“同”的基础是共治共享。
面对海岛警务点多线长的现实，当地探索“个十百千”工作法，重点在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组建渔业协会、完善“船规民约”，推动渔民自我管理；发展“海岸义警”等群防力量，扩大社会参与面，促使群众从治理“旁观者”转为平安“建设者”。
在实践中，“有事找建豪”的口口相传，折射出基层警务以信任凝聚治理合力的效果，也反映出服务与规则相互促进的治理逻辑。
前景—— 从更大范围看，渔港治理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上安全生产体系的一环。
随着渔业转型升级、海洋经济加快发展，港区治理将面临更高要求：一方面，需要持续完善基础信息动态更新机制，提升对重点人员、重点船舶、重点时段风险的识别能力；另一方面，应推动调解、执法、应急联动更顺畅，让“矛盾不过夜、隐患不过旬”成为常态。
同时，群众自治与群防群治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制度化保障，需在培训、激励、规范等方面形成可持续机制，防止“一阵风”式治理。
可以预期，依托“摸清底数—前端化解—共管共治”的路径，三山岛渔港治理经验有望在更多沿海渔港推广，为海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基层样本。
从治安乱点到和谐港湾，三山岛的蝶变印证了基层治理的核心——以人民为中心。
孙建豪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换来了渔港的安宁，更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路径。
这一实践表明，只有扎根群众、创新方法，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