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年间，眼看西夏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朝廷赶紧把范仲淹推到台前，让他和韩琦一起去陕西带兵打仗。等局势稍微缓和点，两人又被调入中央，和富弼一起当了宰相。仁宗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催他们提出改革建议，范仲淹看了以后说了句“上用我至矣”，意思是皇上早就在琢磨变法这事儿了，根本不是臣子逼宫。 为了写好那篇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仁宗特意给了范仲淹在天章阁赐坐的机会，让他把心里的想法全都写出来。范仲淹一共列出了十条建议，这些建议虽然都在针对积弊下手，但也直接踩中了士大夫阶层的痛处。 他把“明黜陟”这招放在第一条，就是要打破那种不管好坏都三年一升的规矩。接下来是“抑侥幸”，要把过去那种一家子二十口子接二连三当官的荒唐事给勒住。“精贡举”就更绝了，废除糊名法是小意思，重点是先考策论再考诗赋，还得懂经义才行。更狠的是强制让州县办学，学生必须在学校待满三百天才能去赶考。 为了富国强兵，范仲淹还想出了“厚农桑”的法子：给地方官多分点田产做俸禄。他甚至还想模仿唐代的府兵制，在京城附近招募壮丁种地，让士兵也成为农民。至于徭役的问题，他先是在京西路试行并省县邑的办法，等效果出来后又把这套思路推到了大名府。 最后两条“覃恩信”和“重命令”看似虚头巴脑，其实是给前面八条做兜底用的。如果赏罚不分清是非，再好的制度也没用。 范相告病离京之前，韩琦也早就写了“八事”献给皇帝看。韩琦的核心主张跟范仲淹几乎一模一样。 本来局势挺好的，结果因为“择官长”这一条闹崩了。范仲淹让各路的监司（按察使）自己挑选知州，知州再选知县，谁要是不干事就把他一笔勾销。 富弼赶紧劝他：“这一笔勾掉很容易啊，你知道这会让多少人家哭吗？”范仲淹反问：“一家人哭总比一郡的百姓哭好得多吧！”这句话一出口可了不得，触动了士大夫的集体利益。 舆论一下子炸了锅，“朋党”的谣言漫天飞。十事疏交上去以后，仁宗竟然全都同意了；唯一没批的就是“复府兵”。 不到一年时间按察使出巡的时候查处了不少人，搞得人心惶惶。那些占便宜的人感觉不爽了，马上就变成了全民情绪。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自己请求去邓州当太守，这第一场变法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虽然仁宗退了一步没能保住局面，但士大夫阶层几百年来积累的特权第一次被当众掀翻了。这股暗潮明浪其实已经给后来神宗朝王安石的二次变法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