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想细说京剧里的门道，那“一块布”可了不得，半部戏史都能跟它扯上关系。说到这，得提提那位叫齐如山的老先生，他在1962年就写了一篇关于京剧的文章。那时候的“大帐子”，看着不起眼，却是舞台上最重量级的家伙什儿。它也就是一张素红色的绸缎，可本事大着呢，几下子就能把帝王将相、巾帼英雄全都给装进去。哪怕是在中军帐、知县衙门甚至穆桂英的帅帐里，只要这布一撑起来，立马就成了“第二世界”。 早年的规矩挺死硬，大帐子绝对不能绣花，哪怕是最穷的戏班也要扯块红布顶上，有钱的旦角偷偷绣朵花也会被原谅，因为这块布关系到角色的身份和剧情的时间空间。比如皇帝坐这儿，这就是朝堂；穆桂英挂上去，这就是边关。后来到了光绪年间，绣花的大帐子终于出现了。刚开始是旦角专用，中军帐和帅帐还得是素面朝天。这种界限分明的情况持续了几十年，直到某天中军帐也换上了刺绣，老艺人都摇头叹息规矩破了。但观众看着那些花团锦簇的帐子觉得更带感，所以绣花的就慢慢把素红的给挤走了。 相比之下，“小帐子”窄一半还不到呢，却能干的活更多。它主要负责扮神佛、灵堂和轿子这种琐碎的活儿。颜色随便、身子轻巧，正好适合在高台或者小角落一闪而过。就像岳飞在《挑滑车》里祭旗时，小帐子一撑就是中军帐的缩小版；还有在《巴骆和》里出现的白帐子，第一次让京剧舞台有了写实的感觉。至于《举鼎观画》里那摆着香火和烛光的佛堂祖堂，也是它一摆就有了归处；女子坐轿的时候拉开轿帘一晃出来也是它在晃悠。 这块布的退场其实就是一段戏史的登台。从一开始全是素红到后来变得花里胡哨，从男女共用变成了性别专属再到灵堂白帐流行起来，每一次变化都是观众的审美、导演的心思和演员的野心共同造成的结果。当老艺人摇头叹气的时候，他们感叹的并不是布料上绣没绣花，而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简单朴素的时代——一块红布曾经把生行和旦行、官员和百姓、人间和神佛全都隔开了，如今它也终于把自己给缝进了时光的长河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