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秋天，赵朴初站在一块刻着“陈独秀”的墓碑前，看着那光秃秃的三个字，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这块碑上除了陈独秀三个字，没有任何头衔和生平。赵朴初当场提议，哪怕不加“同志”，也应该加上“先生”。这个提议背后的力量很强，其实是他用最温和的方式给出了历史评价的智慧。1982年当地重修墓地时，为了避免争议，墓碑上只写了名字。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破冰”，也是特定时代的生存法则。 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在1947年把父亲的遗骨从四川运回老家安庆。为了安全起见，他甚至不敢用父亲的本名“陈独秀”，而是刻上了父亲早年赶考时用的化名“陈乾生”。这让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只能顶着一个前清赶考的旧名入土。 1979年后，“陈独秀”的本名终于见了光，但修墓时大家还是不敢写得太详细。赵朴初的提议把“先生”这两个字放在了墓碑上，“先生”是跳出意识形态框框的“文化硬通货”，承认学识和人格。赵朴初用这两个字给僵持的历史递了一把梯子。 从“陈乾生”到“陈独秀”，再到“陈独秀先生之墓”，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对待复杂人物和历史的态度依然是在模糊处理和留白之间选择最安全的简化处理。这块墓碑的进化史是用石头写就的极其缓慢的“思想解冻史”。赵朴初告诉我们面对复杂历史最高智慧或许是先找到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共识。 当一块墓碑需要用留白来回避争议时，我们回避的或许正是直面真实的勇气。“先生”二字提醒我们尊重有时比评价更难也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