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克蜀之后，首要任务本应是安抚地方、清点军政、安排班师并接续建制，但成都城内却很快出现“功归谁、权归谁、利归谁”的争执；魏王李继岌名义上为统军主帅，军政大事多由郭崇韬拍板；蜀中士绅与降将频繁进献往来、对留守人选多方请托，又使“拥兵自重”的猜疑在军中蔓延，导致高层互信受损、号令难以统一。 原因：其一，战后权责边界不清。前线以军令为先，主帅与副帅分工若不明确，容易出现“名与实”错位，既影响资源分配，也滋生相互猜测。其二，利益分配不透明引发不满。战后财赋、贡礼与人事安置若缺少公开规则，竞逐与流言便难以避免。其三，信息传递被宦官势力放大。宦官李从袭屡次转述蜀地“联名上书请留郭崇韬”等情况，即便未必失实，也在特定语境下强化了“防变”心理，使矛盾从私下不平升级为政治警惕。其四，蜀地旧势力寻求自保。前蜀新降，地方豪强与旧将多以“推举留任”争取缓冲，甚至试探中枢态度；一旦分寸失当，极易被解读为另立门户的信号。 影响：在疑虑加深的情况下，郭崇韬迅速转向强力整肃，命原蜀军要员王宗弼限期筹办巨额军需，并以“贪墨不忠”名义处置。短期内出现三重效果：一是切断旧将财力与人脉，震慑降附群体；二是以抄没所得充实军资并上缴魏王府，缓解主帅一方对“战利被夺”的不满；三是向蜀中释放新政权的高压信号。但副作用同样明显：地方对苛征与清算的恐惧上升，利州等地出现动荡苗头，迫使唐军分兵平叛，治安与后勤压力随之增加；同时，处置若缺少周密程序，容易被视为派系清除而非依法整饬，继续撕裂军中与地方的信任。 对策：一要尽快明确战后统筹机制，建立主帅统领、参赞分工、财赋专管的流程，减少个人意志对军政运行的冲击。二要规范财物接收与军需筹办，设立清册与审计，严禁私门受纳、借军需之名行勒索，避免战后治理陷入“以贪制贪”。三要对降将与地方士绅采取安抚与分化并举：对确有贪墨者依法处置，对一般归附者依制度安置，避免“一刀切”激化对立。四要重视朝廷特使的制度性监督。宦官李延嗣入成都名义上督促班师、实则核查“联名上书”风波，说明中枢对前线权力集中高度敏感；前线应以礼接待、如实呈报，避免因怠慢或误判引发新的猜忌与追责。 前景：随着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等新任地方主官仍在赴任途中，蜀地权力交接处于真空期，任何“留任”“专断”“重罚”都可能被放大为政治信号。若能尽快完成班师与建制移交，统一军令、稳住民心，成都有望转入秩序恢复；反之，若内斗久拖、平叛牵制加重，再叠加中枢疑虑升级，克蜀之功可能被内耗抵消，甚至反噬主政者自身安全。
这场公元10世纪初的权力角力，折射出五代时期“骄兵逐帅、悍将震主”的典型困境。郭崇韬的强硬手段虽一度稳住军权，却未能消弭中央猜忌，也为半年后其父子被诛埋下伏笔。历史一再显示，军事胜利后的政治整合，往往比战场征伐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