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这个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当年宋金对峙那阵子，因为皇帝高宗心里头有个主意，要跟金国议和，所以岳飞才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那会儿在江西新干县留下的一首诗里，有两句特别有气势，“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这可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大声宣誓。他虽然被急召回临安去了，但行军路上还在写东西，把满肚子火都写了出来，既是留给敌人的警告，也是留给后世的提醒。诗里那句“斩除顽恶还车驾”，直接指向了高宗和秦桧。 咱们说回岳飞这个“不识时务”的事儿。所谓的“还车驾”，可不是简单地接回皇帝那么简单。他是想把徽钦二帝从金国军营里弄回来，再让高宗退位。这在高宗和秦桧定下的“南自南、北自北”的求和路线里头，绝对是零容忍的异端。岳飞老上书要“迎还二圣”，这等于是拿着匕首一次次捅皇帝的心窝子。最后高宗默许秦桧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位拿着尚方宝剑的大将给弄死在风波亭了。 岳飞一开始也不是“愚忠”的性子。他25岁还是个叫秉义郎的小官的时候，就敢越级上书反对高宗往南逃跑，结果被撤了职；到了绍兴八年，宋金和议签好了，满朝文武都升官晋爵了，岳飞却连着四次上书拒绝接受开府仪同三司的大官爵；绍兴十年北伐打到朱仙镇时，离开封也就是四十五里地了，他又写奏疏请求继续进攻。高宗派李若虚去劝他下山班师，岳飞还是生气地走了。每一次跟上面顶撞都是把自己挣来的军功章撕了给扔到那个不可动摇的求和祭坛上去。 绍兴十年闰六月那天特别让人难受。岳飞在前线打得顺风顺水凯歌高奏的时候，高宗连着下了十二道金牌（其实就是手书急递），“特赐还军”。金牌一到大军就得往回走；张俊、杨沂中、王德这些人领着的部队也都撤了，十年的功夫一下子全没了。岳飞在供状上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八个大字泪都流下来了。 岳飞的悲剧其实不是个人忠奸的事儿。那是封建皇权极权化的必然结果啊。皇帝需要武将去打仗开疆拓土，却又怕武将权力太大坐大；需要文官去议和安抚百姓，又怕文官擅权专政。岳飞把军功换成了“迎回二圣”的政治筹码去硬碰硬的结果就是触动了高宗的死穴。当制度把“忠君”跟“克敌”当成一道单选题来考的时候，任何将军的雄图大志都只能变成绝唱。 最后说说那些古诗吧。像《满江红》、《题翠岩寺》、《送紫岩先生北伐》这些作品里的字句到现在读起来还跟战鼓擂动似的。岳飞虽然死了，他喊出的“还我河山”却一直长留在咱们的精神最底层——每当国家有外患内忧逼近底线的时候这八个字就会重新蹦出来提醒我们：可以跟人家和谈但不能失了节操；可以接受投降但不能忘记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