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绿色转型进入“深水区”，制度供给需更系统更刚性 审议现场，代表委员针对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展开讨论，普遍认为，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已从理念倡导迈入体系重塑阶段，既需要明确目标指引，更需要稳定、可预期、可执行的法律规则作为“硬约束”。一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节能降碳、污染物减排、生态保护修复等任务叠加，既要防止“运动式”治理，也要避免标准不一、执行不均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如何以法典形式统筹各类生态环境制度、提升规则一致性与执行刚性，成为讨论焦点。 原因——发展方式转变叠加外部约束，倒逼产业与治理同步升级 从宏观背景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提升至89.3%，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以上，可再生能源体系规模持续壮大。这些成绩表明转型方向明确、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但也意味着下一阶段减排潜力更多来自结构性调整与技术性突破，难度更大、成本更高。 从行业维度看，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处在深度调整期，绿色改造不仅涉及设备更新、工艺升级和能源替代，也涉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协同以及碳足迹核算等新要求。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宇认为，全面绿色转型对工业体系提出高标准要求，对传统行业而言相当于一次系统性变革：生产过程要实现更高能效与更低排放，水、气、固废排放需达更严格标准，产品还要满足绿色认证等全链条要求。尽管“十四五”以来行业在超低排放改造、能耗降低、余热利用与清洁能源替代等成效明显，但企业间水平差异较大，转型带来的成本压力仍较突出，亟需通过法治化手段形成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影响——法典将强化“可预期的规则”，促进转型成本合理分担与行业健康发展 代表委员认为，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若通过并有效实施，将在三上产生直接带动效应：一是提升制度统筹能力，把分散不同领域的制度安排在更高层面衔接整合，减少规则冲突与执行盲区；二是增强政策连续性与市场预期稳定性，为企业技术改造、金融支持、绿色采购与产品认证等提供更清晰的合规边界，避免“标准摇摆”增加决策成本；三是以更严格的排放约束推动落后产能加快出清，促进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形成以绿色竞争力重塑产业优势的新格局。 地方治理同样面临“既要达标、又要转型”的双重任务。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市长张百顺表示，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涉及的城市之一，将以“双碳”目标为牵引，突出生产、生活、生态合力推进，力求摆脱路径依赖、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他透露，当地将编制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总体方案，明确碳减排时间表和路线图，建设并用好国家碳计量中心，构建覆盖行业碳管控、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管理的绿色服务体系，同时加快发展风电、光伏、地热等清洁能源，推动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并对有色金属、化工等传统产业实施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探索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等新场景。 对策——提升条款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把“落地”作为检验标准 讨论中，代表们从法律衔接、责任设置、公众参与与司法保障等上提出建议，强调“法典不仅要完备，更要管用”。有代表建议完善条款表述，明确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法典未作规定的情形如何适用其他专门法律，以增强法典与现行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减少适用争议。也有代表关注塑料制品等具体领域的法律责任设置，建议在责任主体区分、处罚尺度把握上更注重过罚相当，并通过设置必要前提条件增强规则的可执行性与社会可接受度。 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等公众参与机制，有代表提出应继续明确实质性审查要求，推动公众参与从形式走向实效；同时，完善支持起诉的配套安排，为调查取证、法律咨询等提供更明确的制度支撑。代表委员普遍认为，法律的权威来自实施，法典落地需要同步完善执法标准、监管能力、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形成“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闭环治理。 前景——以法治护航绿色转型，推动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与会人士认为，生态环境法典的制度价值不仅在于惩戒违法，更在于通过稳定的规则体系引导发展方式变革。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绿色转型将呈现三上趋势：其一，减排治理从单一污染物控制向碳污协同、系统治理深化；其二，产业竞争从成本与规模竞争转向绿色技术、绿色标准与绿色品牌竞争；其三，地方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以能效、排放、生态承载力为约束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法典若能与碳计量、产品碳足迹、绿色金融、绿色采购等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将更好推动企业把合规要求转化为创新动力，把减排压力转化为升级机遇。
生态环境法典的审议，展现了我国以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从企业转型到地方实践，再到立法讨论，该过程说明了一个国家在发展转型中的责任与担当。绿色转型虽非易事，但势在必行。法典的制定，将为这条必经之路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和更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