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一个年轻程序员猝死的事儿，大家都开始反思职场的过劳文化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有个叫高某的部门经理，他才32岁，就在去年11月的一个周末在家突发疾病，结果没能抢救过来。让人吃惊的是，看他的工作记录，去世前一周工作日最早到家时间是9点38分，最晚竟然到了10点47分。而且，去世那天虽然是休息日，他还是不停地登录公司系统处理工作，甚至有个细节是他被抢救的时候还在工作群里说话呢。病历上说他经常熬夜、压力大，这和他生前拿了一大堆奖杯奖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高某出身贫困家庭，靠自己努力打拼成了技术骨干，本来是个很励志的例子。但现在说没就没了，真的挺让人难受的。他的家属已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申请认定工伤了，案子现在正在依法审理中。 这个事在互联网行业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现在数字经济发展了，有些企业的“996”工作制和隐形加班确实挺多的。虽然不少企业都喊着反内卷、反加班，但因为绩效考核和晋升机制的问题，大家还是得被迫在线干活儿。专家说，这种通过薪资设计延长工时的做法其实是在侵蚀劳动者的休息权。从法律角度看，《劳动法》对工作时间早就有规定了，但实际执行中取证和认定都挺难的。尤其是现在远程办公普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怎么界定“工作时间”成了个新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地都在试行“离线休息权”，这算是对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的一种回应。企业自己得建立更科学的绩效体系才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李强教授就说了：“健康的工作环境得平衡企业发展和员工福祉。”华为、腾讯这些大公司最近也都搞起了强制休假和健康管理项目，这对行业来说是个很好的参考。 从大面上看，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说了要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现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忙着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政策落实好。北京、上海的法院在判决里也开始给“隐形加班”立标准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闻效仪教授觉得得靠立法细化、监察强化、行业自律还有舆论监督一起发力，才能把过劳现象彻底根治。 生命尊严最重要。这次悲剧又一次提醒我们，发展不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用法律手段给劳动者权益兜底。只有每个人都有尊严的工作环境和休息权利，高质量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社会各方都得拿这个事当镜子照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