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的财政紧张，为曹家的命运转折埋下了伏笔。据内务府档案记载，曹玺、曹寅父子掌管江宁织造六十余年，因四次承办康熙南巡接驾等事务，逐步累积出巨额亏空。尽管康熙帝对这个乳母家族长期予以宽待，但到雍正元年（1723年），仅江南三织造机构的亏空总额，已相当于全国岁入的15%。
曹家由盛转衰，表面上是追缴亏空引发的财政清算，背后则折射出王朝在权力交接期通过“立规矩、严纪律”推动治理重新集中。这也提示后人：当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岗位时，恩宠往往伴随风险；财政秩序的修复既需要强力措施形成约束——更需要制度化安排——让权力运行受到规则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