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征求意见稿，拟取消网约车驾驶员"具有成都市户籍或居住证"的限制条件。
这一举措并非孤例，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无锡、昆明等城市已率先取消相关户籍要求，南京等地也在酝酿类似调整。
当前，网约车行业面临的核心矛盾日益凸显。
一方面，国家大力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鼓励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部分城市仍坚持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形成明显的政策张力。
以北京为例，现行管理细则要求网约车驾驶员必须具有本市户籍，车辆须为本市号牌。
这一规定直接导致大量外地户籍人员无法合规从事网约车服务。
记者调研发现，在北京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中，相当比例为外地户籍人员，他们只能选择"无证运营"。
河北籍驾驶员陈先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为陪伴在京工作的儿子，他租赁北京牌照车辆从事网约车服务已逾一年。
由于无法办理相关证件，他只能购买私家车保险而非营运车辆保险，一旦发生事故，超出保险赔付范围的损失需自行承担。
户籍限制政策的初衷在于加强城市综合治理，保护本地劳动力市场，控制人口规模和交通压力。
然而，这种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首先，大量无证运营现象增加了市场监管难度。
不合规车辆往往未按营运标准投保，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其次，合规与不合规车辆并存，形成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
再次，人为设置的就业门槛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相悖，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
北京交通大学相关专家指出，户籍限制体现了传统的属地管理思维，但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管理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
网约车作为共享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需要更加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
多地松绑户籍限制的做法值得肯定。
这不仅响应了国家关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也体现了城市治理理念的转变。
从管制思维向服务思维转变，从封闭管理向开放治理转变，有助于释放市场活力，提升城市竞争力。
当然，取消户籍限制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相关部门应当在放宽准入门槛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体系建设，确保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要统筹考虑交通承载能力、环境保护等因素，科学制定车辆投放总量控制政策。
从长远看，网约车驾驶员户籍限制的逐步取消，将有力促进劳动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这也将推动城市治理模式创新，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网约车管理的关键，不在于用户籍划线决定“能不能进”，而在于用规则与责任体系回答“进来后如何更安全、更规范、更公平”。
当更多城市以取消户籍门槛回应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新就业需求时，更应同步补齐培训考核、保险保障、平台责任与执法协同等制度环节。
让合规成为更低成本的选择、让违规付出更高代价，才能在开放与秩序之间实现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