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渤海湾畔的三山岛渔港，曾经一年500余起警情，使这里一度成为治理难点。作为中国北方第二大渔港，这里聚集着1100余艘船舶和1万多名渔船民，酗酒滋事、矛盾纠纷等问题时有发生。2004年，初到渔港的孙建豪面对复杂局面，开始了长达22年的治理探索。 问题背后，是多种因素叠加。渔港人员流动性大、作业环境特殊，传统治理方式难以适配；渔民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也让管理更为棘手；更重要的是，当时缺少契合海上作业特点的社会治理机制，导致问题容易反复。 孙建豪的探索带来了明显变化。他从最突出的酗酒问题切入，没有采取“一禁了之”，而是与渔民一起算“安全账”“经济账”，推动《渔港禁酒公约》以自愿表决方式通过。这种做法契合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要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此基础上，他更制定10部船规民约，把管理要求转化为渔民可遵循、愿意遵循的共同规则。 治理成效既体现在数据上——辖区警情下降97%，也体现在发展态势上。孙建豪推动成立全国首个海岸社会治理中心，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协同治理的合力。他首创的“个十百千”工作法（一个中心、十项制度、百名义警、千户参与），让渔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驻企警务室的设立，则在日常运营中把服务前置、把问题化解在早期，护航200多个现代海上牧场发展，带动产值创新高。 此案例对沿海地区社会治理具有借鉴意义。专家指出，孙建豪的实践显示出三点思路：一是把党的群众路线与渔港实际结合起来；二是以制度创新推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三是在管理中嵌入服务，以服务提升治理效果。随着海洋经济加快发展，这一模式有望在更多沿海地区复制推广。
基层治理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耐心，是把群众放在心上的真诚与担当；渤海湾畔的这段守海故事提示我们：平安不只是“少发案”，更在于规则能落地、矛盾能化解、发展更可预期，让每一次出海作业更安心、每一次回港归家更踏实。守护一方海域的安宁，最终落脚于守护依海而生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信心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