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时候，我考上了杭州大学现代汉语专业。第二年暑假，咱们国家修辞学会在昆明开了第二届年会，好家伙，那场面热闹非凡：张志公、张寿康、王德春、倪宝元、郑远汉这些个大专家都来了。于根元老师是《中国语文》编辑部派来的，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给大伙儿鼓劲，“欢迎投稿”。那时候倪宝元先生写了篇论文，很快就登在了《中国语文》上。那天我和几个刚毕业的同学趁机拜访了于老师，结果“于先生”这个称呼一叫，这一叫就是四十年。 到了1984年，于老师调到了语用所；我在1985年硕士毕业以后去了浙江教育学院教书。后来我们俩越混越熟，我经常在《语文导报》上发表一些修辞方面的综述文章，每次我给他写信，他都忘不了写上两句“鼓励”的话。1987年的时候，我的一篇《语境歧义分析》发表在《中国语文》上，他还专门给我回了信表示认可。这种肯定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学术上被看到了，心里热乎乎的。 1991年咱们在怀柔开应用语言学研讨会那会儿条件挺简陋的，很多代表都挤在一块儿住。于老师特意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了我，说要把那间独立的屋子腾出来给我住。他自己就跟陈建民老师挤在一个房间凑合了一宿。那个叫曹志耘的研究生独占了另外一间屋子，当时还被传成了“最年轻单间持有者”。会后有人为了学术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于老师私下里劝大家要“客观中允”，这让我头一回明白了一个道理：学术上的争论可以有，但大家的人格必须得敬重。 于老师的学问做得特别广：应用语言学、网络语言、作家语言、新词新语、语法研究这些个领域他都涉猎过。像《应用语言学概论》《中国现代应用语言学史纲》《网络语言概说》这些书都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之作。1989年的时候他在《语文建设》上写了篇短文《留心各种语言现象》，提醒大家要培养语感、多收集语料，直到现在这还被政务新媒体语言研究的人当作入门宝典来用呢。 1993年年底，于老师找我写一篇语文教学方面的文章；结果第二年这篇文章就在《语言文字应用》上登出来了。后来我又把自己的专著《语用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寄给他看，他回了一篇书评，说这是探讨语文教学理论的重要成果。他在书评里还特别表扬我“融会中外、实例丰富”，并且第一次提出了“话语实体—语用主体—语境条件”这三大要素的框架结构。这套理论为汉语语用学搭建起了第一块“中国化”的基石。 二十多年过去了，于老师当年写在我书页里的评语还在呢，这成了我心里最珍贵的“学术勋章”。 1995年以后我换了好几个学校去当领导，忙着行政事务的事越来越多，学术研究就慢慢放下了。于老师曾经约我一起写《语言哲学对话》这本书，结果我因为忙给耽误了；后来他又想请我回学校作报告，也因为杂事太多没能去成。这两件事让我心里一直觉得特别过意不去。“对不起”这三个字，成了我六十岁生日那天最沉重的自言自语。 2008年的时候我们俩在丰满水电站拍了张合影，这是最后一次并肩站在一起；从那以后天南海北的距离越来越远，只能靠文字来寄托哀思了。 2022年8月的时候，《永远的探矿者——于根元先生纪念文集》终于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了。编委会从十八个专题里精选了先生的学术精华篇章，还收录了亲友们的追忆文章。这本书定格了一位语言“探矿者”四十多年的脚步和目光。现在大家手里拿的就是这本书——它记录着一位学者对学科、对后学的深情厚谊和长远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