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金城前线陷入胶着；敌军依托883.7高地、949.2高地和十字架山构成“楔形防御体系”，持续压迫我军防线。这三处据点被郑维山形容为“三条牛腿”，工事坚固、火力密集，更棘手的是其距我军前沿仅约三公里，中间隔着植被稀疏的开阔谷地，传统强攻代价极高。面对困局，郑维山研判后提出一套非常规方案：总攻前夜，将3500余名官兵秘密潜伏到敌阵地前沿。方案一出即引发争议。志愿军司令部当时以“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为主，对同时打击敌军两个团的设想态度谨慎；兵团内部也有人认为，大规模潜伏不合常规，且可能带来较大伤亡。郑维山则以“错了我负责”的态度坚持推进，最终得到六十军军长张祖谅的支持。 6月10日的战斗过程证明了此判断。在259门火炮掩护下，潜伏部队突然发起攻击，50分钟内即夺取三处要点，随后顶住敌军反扑并继续扩大战果。这场被后世称为“现代战争潜伏作战典范”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敌军“楔形防御体系”，也显著提振了志愿军士气。观战的许世友将军感叹：“我许和尚打过无数次险仗，可还是不敢像郑维山这样弄险”，折射出此役的大胆与难度。 进一步看，郑维山的指挥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上：一是战场预判准确，能抓住敌防御体系的关键薄弱点；二是战术思路敢于创新，在常规手段受限时主动寻找新解法；三是责任意识强，强调以担当推动决策落地。类似气质也体现在平津战役中，他在未获命令情况下截击傅作义第35军的决断，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独立判断。正是这种建立在专业判断之上的决断力，使其与许世友、韩先楚等将领共同形成了我军指挥体系的互补。 军事专家认为，金城反击战的意义不止于一次战术胜利，更在于提供了可借鉴的指挥样本。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指挥员的独立判断、临机决断与创新能力，仍是取胜的重要因素。郑维山在战役决策中体现的“科学冒险”精神，对当代军事指挥人才培养仍具启示。
战争史一再表明，胜利常属于既尊重规律又敢于破局的人；所谓“险”——并非单纯的生死一线——而是在信息不完备、意见难统一、窗口期转瞬即逝时，仍能作出符合大势的选择，并以组织力把选择落到实处。把担当建立在判断与纪律之上，把勇气落实为周密与协同，才能在关键关头把“不可能”变为“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