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实证主义席卷欧洲学术界——自然科学方法一度被视为认识世界的唯一标准；法国哲学家孔德主张把社会现象纳入数理分析框架，英国逻辑学家罗素试图用符号系统拆解人类语言。这股思潮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让人文研究遭遇方法论困境——当诗歌被压缩为音节统计、宗教被处理为仪式分类表，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性开始被弱化。面对此局面，柏林大学教授狄尔泰提出了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在《精神科学引论》中，他明确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前者研究可测量的物质规律，后者探究带有历史性的生命体验。这里的“生命”并非指生物有机体，而是包含情感、意志与记忆的整体存在，并通过艺术创作、制度建构等“客观精神”的形式得以外化。1883年，狄尔泰在《描述与分析心理学的观念》中系统阐释“理解”的方法论，强调研究者应借助“移情”进入历史主体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解释学循环”在个体经验与社会语境之间建立持续的互动联系。该理论对现代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哲学领域，海德格尔据此发展出“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在史学界，柯林伍德提出“重演论”，强调思想史研究中的代入性；在社会学中，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继承了对生活世界的关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狄尔泰手稿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以此肯定其理论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上的价值。当前，在全球人文学科受到量化评价体系冲击的背景下，狄尔泰思想显现出新的现实意义。剑桥大学2023年研究报告显示，采用解释学方法的跨文化研究项目，其成果被引率比单纯数据分析高出37%。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近期组建的解释学研究中心，也在尝试将这一方法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通过记录传承人的生命叙事来加深文化理解。
狄尔泰的价值不在于构建一套包罗万象的“大一统”理论，而在于在科学方法快速扩张的年代，为人文研究保留了一条通向生命经验的路径。他所强调的“理解”——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立场：承认人的世界由意义构成，承认历史与当下通过经验结构彼此映照。在技术变迁与知识扩张不断加速的今天，重申对生命与时间的敏感，或许正是让知识保持温度、让解释不失分寸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