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秋，紫禁城在肃静中完成了权力交接。新即位的乾隆帝查阅前朝档案时，两份政绩清单格外醒目：河南巡抚田文镜追缴赋税逾六百万两，直隶总督李卫查处走私涉案价值超四百万两。数字背后，是两人十余年以强硬手段整饬吏治、清理积弊的结果，也由此加剧了官场的对立与反弹。
雍正到乾隆的权力交接，并非单纯的皇位更替，而是一场细致的政治调整；乾隆帝既未照单全收前朝的强硬做法，也未全盘否定其治理成果，而是通过政策微调、人事更换与舆论疏导，推动过渡尽量平稳。此过程揭示了传统政治交接的难点：新统治者必须在国家财政、既有势力的安抚与新支持的争取之间不断权衡。以“既往不咎”缓冲冲突、以“改弦更张”完成转向的路径，既降低了潜在风险，也为新政权的长期运转争取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