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哲学何以为中国”一直是学界难以回避的基础问题。讨论主要集中民族性与普遍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以及中西哲学思维范式的差异。当前较广泛的共识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线索之一。但如何避免把它简化为口号，如何在理论结构上说明其贯通性，仍是研究需要回应的关键问题。 原因——学界认为——对“天人合一”的持续关注——一上源于其儒、道等传统资源中的解释力：人与自然、心与物、道德与宇宙秩序并非割裂对立，而强调关联、贯通与生成。另一上，现代社会以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为主要动力，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深刻影响知识生产与制度运行。基于此，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如何理解主体、客体及其关系，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对现实关切的回应。 影响——从学术史看，围绕“天人合一”的阐释不断累积，形成较完整的研究谱系，为理解先秦以来天人观的演进、近现代的重释路径以及当代方法论转向提供了重要材料。更重要的是，此命题正从“观点之争”转向“框架之争”：若将“天人合一”理解为一种一体性思维模式，其意义不仅于说明某一学派立场，更在于揭示中国传统哲学处理世界、价值与知识的整体结构。在这一框架下，主体不再被孤立为与外部对象对立的自足中心，主客关系更强调融通、互摄与共同生成，从而形成不同于某些二元范式的理解路径。 对策——多位研究者提出，推进涉及的研究需在方法上调整：其一，避免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典籍中是否出现“天人合一”的字面表达，应考察其在概念体系、论证方式与实践指向中的结构性呈现；其二，以主客关系为基本分析模型梳理“底层逻辑”，在知识论、本体论与价值论之间建立可检验的解释链条；其三，在比较哲学视野下展开对话，但不止于罗列差异，而要通过概念转换与问题重述提升理论的可交流性与可说明性；其四，加强跨学科支撑，引入思想史、文本学与当代哲学分析工具，形成可重复、可讨论的研究规范。 前景——面向未来，随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步伐加快，“天人合一”研究有望从宏观命题转向系统化建构：一上，更厘清“天”“人”“物”“心”等关键概念不同传统中的层级关系与语义变化；另一上，将“一体性思维”与现代议题对接，在生态文明、科技伦理、公共治理与身心关系等领域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表达。学界普遍认为，只有把“天人合一”放回整体哲学结构之中，才能回答其为何成为中国思想的重要线索，并在当代形成新的理论增长点。
在文明交流互鉴日益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入开掘，既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与创新，也是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实践。该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包含着文明对话的时代使命，其未来发展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