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思维作为上世纪中叶形成的一种特殊国际关系范式，至今仍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其核心在于以“绝对安全”和意识形态对立为出发点，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阵营对抗。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思维不仅加深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分裂，即便在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涉及的负面影响仍未消散。 追根溯源，这个思维体系成形于美苏争霸时期。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首次为东西方阵营划出象征性界线，次年出台的杜鲁门主义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深入明确了“持续施压以促使对手内部变化”的路径。在此基础上，以军事同盟、技术封锁和舆论对抗为支柱的对抗体系逐步确立，世界也由此陷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立格局。 当代国际舞台上，冷战思维出现三上的新变化：其一，对抗范围从传统军事政治扩展至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空间，美国近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就是典型体现；其二，对抗对象由两极对峙转向多点博弈，新兴经济体也被纳入防范视野；其三，对抗方式更依赖“长臂管辖”等非军事工具，仅2023年全球新增制裁措施就达217项，较十年前接近三倍。 这种思维定式带来的影响已相当明显。经济层面，技术脱钩使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损失预计超过2400亿美元；安全层面，北约五轮东扩加剧地区紧张，并触发冲突风险；治理层面，气候变化等跨国议题因大国博弈而推进缓慢。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指出：“将21世纪的多元文明强行塞进冷战模板，犹如给信息时代穿上中世纪铠甲。” 走出困局，需要以新的国际关系准则替代旧有对抗逻辑。中国提出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三原则，获得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67国联署支持。在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十年间带动万亿美元投资，覆盖全球75%的人口，显示不同制度国家同样能够实现互利合作。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马斯洛夫认为：“当更多国家选择‘桥梁’而非‘围墙’战略时，冷战思维终将走入历史。”
历史一再表明，用阵营对抗替代对话协商、用零和博弈取代互利共赢，只会制造新的裂痕并放大不安全感。面对不断出现的全球性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开放包容，推动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才是国际社会走向长期稳定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