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武汉的大讲堂，武汉大学的彭华老师主持，桑建平老师还专门把主讲人的证书送给了张卜天。张卜天就是那个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教授，一开口就打破了“非黑即白”的老观念，说科学和宗教本来就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东西，而是历史偶然给弄出来的“现代双生儿”。它们俩出生在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却总被强行放在一起比较。什么冲突、独立、对话、融合的一套说法，其实是后来的人按图索骥想出来的。他还开玩笑说，“儒家是不是宗教”这种问题，西方人肯定答不上来，中国人也懒得搭理。 接着他用史料拆穿了那些被误读的历史故事。他说教会烧死布鲁诺主要是因为他的无神论观点惹火了罗马宗教法庭，而不是因为他支持哥白尼。牛顿、伽利略、达尔文这些人都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做科学工作的时候从来没离开过祈祷和忏悔。还有个道理是现代科学之所以能站稳脚跟，多亏了宗教提供的稳定环境和资金支持。说白了，“科学把宗教踢出历史舞台”这种剧本，大多是启蒙运动之后才编出来的。 时间再往前推到16世纪以前，“religio”和“scientia”其实都只是指个人内心的品质，一个是虔诚的心性，一个是明理的修养。后来随着印刷术和经院哲学的发展，这两个词才变成了可以辩论的命题系统。宗教变成了一套教理，科学变成了一套学说，“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这么埋下了伏笔。 中世纪的西方人相信神和人之间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要同时看字面意思和象征意义；另一本是自然之书，必须拿《圣经》的寓意来破译。新教改革给这条意义链条来了一刀断了它的联系，把自然物从象征和道德负担中解放出来。科学家不得不问：“世界本身能不能被因果律解释？”这就引出了实验自然哲学。 大家用仪器校正感官、通过重复实验排除成见、用数据替代直觉。现代科学就这么诞生了，并且很快形成了四个目标：构造逼真的模型、制造实用技术、写自然志还有提供因果解释。 张卜天还提到，“科学与宗教”这个问题真正成了问题，是因为科学变成了独立的方法论，宣称自己不受宗教和道德的束缚。这就导致了19世纪的三种情况：科学的地位变得像神一样神圣；“科学性”成了衡量宗教的标准；宗教的价值被贬低成了私人情感或者文化符号。 最后他说结论就是科学和宗教各有各的源头，谁也不属于谁也没有谁更高贵一些。判断它们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能不能让人更幸福。与其纠结谁更现代，不如想想怎么在技术飞速发展和信仰丢失之间找到平衡——这既是历史上的难题也是现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