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从一件出土器物，读出唐代西域社会的信仰结构与文化流动 此次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的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编号20号墓出土的彩绘木棺座上，12只带翼瑞兽形象生动、设色明丽，其中两匹带翼“天马”尤为引人关注。与以往在壁画、塑像等载体上较常见的翼马不同，这两匹天马不仅保存完整，花斑纹样清晰，配色组合也更具辨识度，为新疆范围内首次发现的同类形象。该发现提示研究者需要重新审视唐代西域地区对“神兽”意象的吸收、转译与本地化表达。 原因——高等级墓葬用器制度与西域文化交汇，共同塑造“天马”图像体系 从考古学角度看，棺座彩绘在丧葬礼制中功能明确：一上借助瑞兽、神兽图像构建“护佑—引导—升迁”的象征秩序，寄托对亡者灵魂安顿与超越的期待；另一方面通过用材、工艺与颜料选择，呈现墓主身份与家族资源。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唐代中央治理与地方社会互动频繁，人员往来、贸易交换与宗教传播交织，使“翼马”等想象性图像符号更容易在本地流行并产生变体。 两匹天马以蓝、绿为主色，白翼对比强烈，矿物颜料在木胎上的晕染效果清晰可见，反映出画工对材料性能与视觉呈现的把握。深邃蓝与孔雀石般的绿，未必只是追求艳丽，更可能服务于“神性”“清净”“升腾”等观念表达。结合文献中“神马出西北”的想象，以及唐人对“龙种”“异相良马”的认知传统，这类形象的出现既与时代审美涉及的，也与西域地区对多元信仰符号的兼容并蓄密切相连。 影响——为唐代西域艺术史、丧葬制度与跨区域交流研究补上关键拼图 首先，这一发现为研究唐代西域墓葬形制与随葬用器制度提供了高质量的实物材料。棺座保存完整，有利于从结构、工艺与绘制流程等维度进行系统复原，进而讨论高等级墓葬在当地社会中的等级标识与礼制逻辑。 其次，两匹“带翼且具花斑纹样”的天马形象，拓展了对唐代“翼马”母题传播路径的认识。敦煌壁画中虽可见翼马意象，但此类在木棺座上成组出现、且纹样与配色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实例，为比较不同载体、不同地区的图像变体提供了新的参照，有助于梳理“宫廷审美—宗教图像—地方工坊”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链条。 再次，考古发掘与科技保护的合力推进，为脆弱有机质彩绘文物的提取、运输、揭取与修复积累了经验。该墓葬因历史原因损毁较重，现场遗存脆弱。联合团队采用整体套箱提取，并在恒温恒湿条件下开展分层揭取与加固处理，尽可能保留信息与原状。这种以保护为先、以科学方法为支撑的工作路径，也为同类遗址发掘与文物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思路。 对策——以系统化研究与公众传播并重，推动成果转化为长期学术与文化价值 一是完善多学科检测与资料建档。在既有保护基础上，继续开展颜料成分分析、木材材种鉴定、工艺痕迹观察与微区采样比对，建立可追溯的图像与材质数据库，为判断产地来源、工坊体系与技术传播提供更扎实的证据支撑。 二是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相关材料的对读与比对研究。以吐鲁番与敦煌、河西走廊、中原地区同类题材为参照，从题材组合、构图方式、设色体系与纹样语汇入手，讨论“翼马—瑞兽—升天”图像群在不同语境下的功能差异，避免将“首次发现”停留在猎奇式解读。 三是统筹展示传播与学术阐释。在文物保护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分阶段推出高精度影像记录与三维重建成果，配合权威解读，向公众说明其研究意义与后续问题空间，提升社会对考古成果的理解与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度。 前景——从“器物之美”走向“文明叙事”，为认识唐代西域提供更多可验证线索 随着后续实验室揭取、修复与综合研究推进，这件彩绘木棺座的图像体系、制作流程、颜料来源，以及与墓葬其他遗存之间的关系，有望逐步厘清。其价值不仅在于呈现两匹色彩未褪的天马，更在于提供一套可反复检验的材料，使研究得以从“神兽想象”回到“社会结构与文化互动”的分析框架：唐代国家治理如何进入西域日常？地方社会如何通过丧葬礼制表达身份与信念？不同文化符号如何在丝路节点上融合并生成新形态？这些问题都将因新的实物证据而获得更可靠的回答。
这两匹穿越千年而来的彩绘天马，是古代工匠技艺与审美的集中呈现，也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流的直观见证；它们的重现，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创造力提供了新的观察切口。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这些沉睡已久的文物将以更清晰的面貌进入公众视野，并释放更持久的学术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