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身首异处，三国格局中的一场战略博弈由此走向高潮；这看似突如其来的处决，实则是东吴在长期权衡后做出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荆州归属。赤壁之战后建立的孙刘联盟，因争夺这块要地逐渐出现裂痕。刘备以“借荆州”之名取得南郡控制权，却在夺取益州后迟迟不还，矛盾随之加深。襄樊之战中关羽“威震华夏”的表现，更让东吴感到直接的安全压力。继续看，孙权的决策主要基于四重考量：其一，军事安全。关羽掌控的荆州位于长江上游，对东吴形成明显的战略压制；其水陆协同的作战能力，也直接威胁东吴腹地。史载关羽被俘时仍意图突围，若放归，冲突难以避免。其二，势力平衡。刘备集团先后在汉中之战等战役中获胜，势力扩张至高点。若任由蜀汉继续坐大，将打破三方均势。夺取荆州并除去关羽，客观上遏制了蜀汉向东发展的势头。其三，外交博弈。相比曹操、刘备的统一目标，孙权更重视维持割据格局。诛杀关羽固然会加深吴蜀对立，但也可能迫使蜀汉将战略重点转向曹魏，契合东吴一贯“联弱制强”的思路。其四，内部政治。作为相对年轻的统治者，孙权需要借关键决断巩固威望。荆州问题延续自周瑜、鲁肃两代都督，强硬处理既可展现掌控局面的能力，也能回应内部对“借荆州”政策的质疑。此举影响深远：短期内引发夷陵之战，吴蜀两败俱伤；从长期看，则推动三国鼎立格局最终定型。现代战略研究认为，孙权选择在关羽北伐曹魏之际从背后出击，既降低两线作战风险，又放大了战略收益，体现出其现实而精细的政治算计。
从“借南郡”到“夺荆州”，再到关羽之死，表面是人物与事件的急转直下，实质是随着力量变化，利益边界被重新划定；历史一再表明，缺乏稳定约束的联盟往往只能在共同威胁存在时短暂稳固；一旦威胁缓解、实力重排，被搁置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理解孙权“必杀关羽”的逻辑，归根结底是在理解那个时代的安全焦虑与均势思维：关键通道不能旁落，核心风险必须切断，而代价则是更长周期的对抗与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