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关键领域“卡点”叠加，空天安全面临多重挑战 回望新中国国防科技起步阶段，我国雷达理论、装备体系、电子对抗方法等基础薄弱，却必须直面战场与现实威胁的高强度检验。抗美援朝期间，敌方轰炸机依托电磁干扰实施突防，防空预警与指挥链条一度受阻；随后在国家重大工程攻关的关键阶段，高空侦察机频繁侵入领空，且不断升级抗干扰与欺骗式干扰装置，给雷达发现、识别、跟踪与火力引导带来系统性压力。进入航天时代后，交会对接等高精度任务对测控、数据链与系统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任何环节疏漏都可能放大为重大风险。 原因——差距并非单点短板，而是理论、工程与体系能力的综合缺口 当时的突出矛盾在于：一上，装备条件简陋、资料匮乏，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另一方面，对手电子战领域形成了“干扰—反制—再升级”的快速迭代。电磁对抗的本质是体系对抗，既考验基础理论，也依赖工程实现与战术运用的闭环。张履谦在回忆中提到，初到一线时并非雷达专业出身，只能边研读说明资料边向技师学习，在极短时间内把关键原理与故障机理摸清，该经历折射出当时我国在学科积累与工程转化上的紧迫任务：不仅要“会用”，更要“会改、会创、会成体系”。 影响——从战术突破到规范成形，为国防与航天能力跃升奠定支点 在抗美援朝前线，为破解电磁封锁，他借鉴导师叶企孙关于频率变化的启示，提出通过改变工作频率实施抗干扰的思路，并在物资匮乏条件下就地取材完成关键改装，迅速恢复了雷达效能。回国后，他牵头组建我军首个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研究力量，编写形成我军早期雷达抗干扰操作规范，并长期服务部队训练与作战准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来自战场的经验反过来推动理论补课与体系构建——他用十余年系统研读大量外文权威资料，将前沿理论与实战问题对接，推动我国雷达技术从“能用”向“能研、能造、能升级”转变。 在应对高空侦察威胁上，面对对手加装先进抗干扰设备导致拦截受挫的局面，他带队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依靠算盘与计算尺反复推算飞行参数、交会窗口与最佳打击区间，形成“近打、快打”等战法，提高了拦截效率。针对随后出现的回答式欺骗干扰，他与团队研判其机理，探索以假制假、诱导与反诱导相结合的对抗思路：以特定信号引出敌方干扰暴露特征，再由真实雷达完成有效锁定，支撑多次拦截作战。至1967年，自主研制的“红旗二号”导弹与配套雷达投入使用并取得战果，标志着对应的体系能力迈上新台阶。 在航天领域，张履谦晚年仍承担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测控专题论证任务。交会对接对精度、时序、测控链路与故障处置要求极高。他组织团队在较短时间内系统梳理并推动解决大量问题，形成专项评估报告，强调“能在地面排除的风险绝不带上天”，以严密论证与试验把关确保任务成功。2011年11月，我国首次实现空间交会对接圆满完成，成为世界上少数自主掌握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对策——以体系思维推进自主创新，把“能打赢”落到“可持续” 张履谦的经历表明，突破关键技术瓶颈，需要把对手的优势拆解为可验证的技术问题，再通过工程化手段形成可复制、可训练、可迭代的规范与体系能力：一是坚持问题牵引，把战场与任务需求转化为清晰指标；二是强化理论与工程并进，既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又打通从原理到装备再到战法的链条；三是建立标准规范与人才梯队，让经验沉淀为制度化能力；四是坚持严谨试验与系统评估，在重大工程中以“底线思维”管控风险。 前景——电磁空间竞争加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需久久为功 当前，电磁环境更复杂、对抗节奏更快，空天安全与航天任务对感知、通信、导航、对抗与测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面向未来，既要加快关键器件与算法的自主可控，也要把体系集成能力、实战化验证能力摆在突出位置，通过跨学科协同与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整体效能。以重大任务牵引基础研究、以基础突破反哺装备迭代，将成为持续增强战略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朝鲜战场到太空探索，张履谦的一生诠释了"国之重器"的深刻内涵。在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这位九旬院士的故事告诉我们：核心技术突破不仅是实验室里的奋斗历程，更是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使命担当。他的科研人生堪称一部中国自主创新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