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柳先生从山西太原的一所学校被调到了另一所学校。没想到这调动从一开始就问题多多，审批盖章的空白让人感觉是随便弄的。教育局的批准日期居然比学校请示的日期还早了15天，还有专业技术等级被擅自篡改。简直就是一场先批准后请示的闹剧。更离奇的是，柳先生发现问题后只上班了一个月就离开学校了，这六年都没再去过单位，却依然能领到工资，从每月3000元涨到7000元。真不知道财政部门是怎么监管的。结果到了2019年，柳先生自己举报自己说：“我没上班却领了6年工资。” 他之所以举报自己也是被逼无奈，“维权无门”的绝望反击。柳先生从学校到教育局、人社局、法院再到纪委，一直折腾了6年还是没法解决问题。“举证难、成本高、效率低”成了维权路上的绊脚石。 这个事件背后反映了很多制度上的问题。基层治理的底线就是程序合规和监管到位。对于这次事件中存在的违规调动、资金流失和互相推诿等问题必须要彻查清楚并严肃处理。没有相关责任人被问责的话制度公信力就会受损。 柳先生用极端的方式逼着我们正视这些基层治理中的顽疾。唯有坚持制度底线、压实监管责任、畅通维权渠道才能避免类似闹剧再次发生。希望这次事件能给我们敲响警钟，让公共权力真正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