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清朝晚期，有个叫毕槐的举人写的《公车日记》在江湖上渐渐有了名气，里面讲的东西特别珍贵，把当时山东的风土人情还有读书人过的日子都记下来了。大清国留下的书太多了，这次好不容易有了这本《公车日记》手稿，把当年道光年间的事儿都给带回来了。这书是浙江桐乡的毕槐写的，字叫庆门，号面山，生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地方志上还说他这人脾气好，读书特别认真，家里书多看得懂，诗也写得好。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五十多岁了，第四次考乡试考上了举人，第二年就坐着马车去京城参加会试。虽然后来又考了好几回都没中，但他第一次去北京路上记的日记成了宝贝，让咱们现在能看到晚清的样子。“公车”这俩字是以前汉朝专门接送举子的官车传下来的叫法，后来就成了进京赶考的代名词。毕槐的日记开头写的是道光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他从老家出发，把一路上的天气、驿站、风土人情都写得很详细。其中山东这一段写得最多。二月初七那天，他们进了山东峄县的地界，头一站就到了马兰屯（现在属于枣庄市台儿庄区）。他在日记里写：“路上遇到好几座石桥，水都干了露着底。西北那边山影看上去就像被擦了一笔，忽隐忽现的挺好看。”没几个字就把春天鲁南干旱的模样画出来了，也能看出来他看得仔细。接着他们走了八天，顺着大路经过阴平、邹县、兖州、东平等地往北边走。日记不光标着天天去哪儿住哪儿歇脚，还经常夹着诗混着写。比如他去邹县拜孟庙的时候，把庙里的样子画得特别细：“棂星门里面老柏树都长得很高大，地上绿莹莹的……墙边上还有院子里，石碑多得像树林子，大部分都是元明时候立的。”他把紫藤跟柏树比作“神龙在云里飞”，文笔挺厉害的。除了这些他还记了好多路边的石碑、老地方。他跟当时一个老乡陆以湉写的那本《北行日记》路线差不多，都去北京赶考。俩人比下来发现走的路都一样，说明那时候读书人进京的路挺固定的。不过毕槐的日记更注重细节和情感表达，陆以湉的笔记就比较简洁。这种不一样正好体现了清代人写日记的风格多：既有像史官一样记实事的传统，也有把感情写到景色里的文学味道。从学术上说这日记有三重意义：一是它把19世纪30年代大运河连着驿站那条路上的实际情况全记下来了，包括坐啥车、吃啥住哪、关卡怎么过的这些事儿，把官府的记录没说到的地方补上了；二是他讲的山东地理、气候还有城里城外的样子能跟地方志对上号；三是他在诗里老是感慨“山好像文章不喜欢平平淡淡”“再走下去说说前程的事儿”，把当时读书人那种又有理想又怕实现不了的心思都写活了。现在研究历史的人都在弄这本日记了。专家说这本日记不光是他自己这一辈子的事，也是个能观察清代社会文化变化的小窗口。里头有交通史、文学史、科举制度史这些内容研究起来很跨学科。这本被埋了快两百年的《公车日记》，让我们能穿越回过去跟着晚清举人的脚印再走一次齐鲁的老路，感受那种赶路又带着诗意的感觉。毕槐虽然没考出个大官来名留青史，但他写下来的那些山水石碑和路上遇到的人情味儿却给后人留了幅很生动厚重的画。现在大家都看重历史文献了，去挖这些老百姓自己写的东西不光是尊重个人的记忆也是为了把中华文明那种多样的传承搞得更明白点。就像他日记里说的：“旅行者也能让自己心里更清静”——这些穿过时光的字正用那种独特的“清静”，喂饱咱们对过去的认识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