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在卫星导航领域遭遇明显的“卡脖子”难题；彼时国际主流走多星组网路线，美国已实现双星定位应用。沈荣骏院士在调研中意识到，此差距事关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1983年一次远洋科考中，由于依赖国外导航系统导致航线偏移的事故，更让自主建设的紧迫性凸显出来。面对技术封锁，沈荣骏与陈芳允院士提出“双星定位”理论：通过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与地面站协同，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实现区域覆盖，为当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国提供了可行路径。1994年北斗工程立项时，团队已在星地时间同步、高精度测距等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对应的成果被评价为“用小学数学解决大学问题”的典型。 在载人航天工程中，沈荣骏的决断同样关键。1997年飞船研制一度滞后，他提出“功能简化、确保核心”的试验方案，以保证关键目标按期推进。在是否“开大底”检修这一高风险选择上，他总结并推动的“故障定位—措施验证—责任承诺”三步工作法，后来成为航天重大风险管控的经典做法。神舟一号21小时飞行获取的380项关键数据，为后续载人飞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前，北斗系统已服务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日均调用量超过3600亿次。航天专家认为，沈荣骏团队早期确立的“模块化发展、渐进式突破”技术路线，使我国用约20年走完欧美约40年的导航系统建设历程。中国空间站工程办公室主任表示，这种“小步快跑”的创新思路也在深空探测等领域持续沿用。
沈荣骏小院里的松柏常青，映照着老一辈航天人的精神传承；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与付出，写下了“使命担当”的注脚。那些从戈壁滩捡回的棱角分明的石头，寄托着航天人“有棱角才敢做大事”的信念。自力更生、创新逐梦的精神已融入中国航天事业的血脉——也将激励后来者继续前行——向更遥远的星河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