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那个春夜，张幼仪和陆小曼给徐志摩设下了一道难题。为了保住在北平的体面，他忍痛与原配离了婚；为了填补陆小曼奢靡生活的窟窿，他的稿费薪水早已被掏空。徐志摩那袭华美婚姻的袍子上，早就爬满了债的虱子。泰戈尔这位亚洲文坛的活化石，在国外受了一肚子气，落魄地跑到上海徐家寻求慰藉。这个七十岁的老人是徐志摩从国际视野中捞起来的恩师，如今在全世界都被捧着当神。面对这样一位全球供着的圣哲，徐志摩敢有半点怠慢吗？他恨不得把心肝肺都掏出来当夜壶。但偏偏陆小曼的表现出了岔子，她看老头子的眼神里早就没了学生对师长的敬仰，而是掺杂了太多文化虚荣和身份迷恋。徐志摩这半辈子写情诗写得通透，女人眼里那道为她丈夫亮过的光早就消失了，他的醋坛子早就打翻了。 要是在别人眼里，这简直是对合法丈夫尊严的彻底践踏。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泰戈尔却指着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床说：“我今晚想睡这儿。” 这一要求放在旁人眼里绝对是荒唐的挑衅。面对这一难题，徐志摩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拒绝对方、守住婚床意味着身败名裂；答应对方、让出房间则能博得名声。徐志摩选了后者，他毫不犹豫地抱着枕头去了客房。这一让就把格局让了出来，也把名声让了出来。事后泰戈尔的解释“看到红帐子想家了”真假不重要了，关键是徐志摩这一招赌对了。 这场危机公关堪称教科书级。他用一夜可能的别扭堵住了所有可能的难堪和崩塌。后来这事儿被后世文人写成了文化差异的佳话。其实剥开文人那层温情脉脉的遮羞布你就会发现：里面全是赤裸裸的利益博弈。他用肉身的退避换来了精神上的高地；用一场极致的大度完成了一场惊天豪赌。 到了今天再回头看你会发现：徐志摩根本不是傻，他是算得太明白了。那晚上海滩的算盘声噼啪作响算清了每一分利弊之后笑着把自己“卖”出了一个流芳百世。近百年前的那声算盘响到现在依然能震醒每一个在人情世故里浮沉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