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歧视性称谓再被翻炒，语言暴力冲击现实互信 历史上，特定称谓往往不只是地理指代，也会夹带权力关系与价值判断。近代日本在对华侵略扩张过程中，将“支那”等称呼与蔑视、贬抑叙事捆绑，并进入官方话语与社会日常，使此词语从早期外来音译逐渐变成带有明显侮辱性的标签。时至今日，涉及的词汇的争议仍不时出现在舆论场。一些人以“历史用语”“习惯说法”为由淡化其伤害性，甚至借机挑衅。此类现象说明，语言背后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仍在相互牵动；若放任歧视性表达扩散，将持续消耗民间情感并削弱国家间互信。 原因——殖民扩张叙事与民族主义情绪叠加，推动贬称固化 回溯近代史，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向对外扩张，甲午战争后对华态度发生结构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对中国的称呼被纳入“强者叙事”的话语体系：通过贬低对手抬高自我，通过污名化对象为侵略寻找理由。侵华战争时期，“支那事变”“派遣军”等表述在日本社会广泛传播，与战争机器相互配合，形成“语言—认知—行动”的闭环。二战后，尽管在国际安排与社会反省中有所收敛，但部分政治势力在历史认识上反复摇摆，社会对相关词汇伤害性的理解也未彻底消除。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碎片化与情绪化传播放大对立表达，使旧词更容易被“再利用”。 影响——伤害受害者记忆，干扰正常交流合作，助长历史修正 语言是记忆的载体。歧视性称谓触及侵略历史与民族尊严的敏感点，容易激化对立情绪，形成“以词挑衅—以愤怒回应—以对抗升级”的循环。对受害国民众而言，这类词汇并非中性符号，而是与侵略、压迫相连的痛感记忆；对国际社会而言，继续使用或纵容此类用语，会加深外界对历史反思不足的疑虑。更需警惕的是，语言的“去罪化”往往伴随历史叙事的“去责任化”：当侮辱性称谓被包装成“文化差异”或“历史传统”，侵略行为也可能被淡化为“争端”或“误会”，进而冲击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共识。 对策——以事实澄清称谓源流，以规范约束公共表达，以教育巩固历史共识 其一，坚持史实标准，厘清词汇演变与语境差异。历史文献显示，东亚交流中对日本的称谓曾多次变化：如“倭”见于早期典籍与交往记录，后日本在唐代以“日本”作为国号并逐渐固定；明代沿海遭倭患侵扰，民间与官方以“倭寇”指代海盗武装。这些称呼的生成与传播都与当时政治关系、社会观感相关，不能脱离语境随意拔高或简单类比。对“支那”等词，更应明确其在日本近代侵略语境中被系统性污名化的事实，避免用“原本无贬义”遮蔽其后来形成的侮辱功能。 其二，强化公共传播的文明底线。媒体、平台与公共机构应对明显带有歧视、仇恨指向的用语保持零容忍，完善规则与提示机制，降低其在公共空间的可见度与传播性。学术讨论与历史研究也应坚持严谨表述，区分研究语境与现实称呼的边界，防止“学术外衣”被用于情绪动员。 其三，推动面向未来的历史教育与人文交流。中日关系的改善离不开相互尊重与共同记忆的修复。应在青少年教育、博物馆展陈、影视出版等层面，持续呈现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讲清侵略战争给地区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推动形成对和平价值的共同理解。同时，鼓励建设性交流，让更多普通民众在真实接触中减少刻板印象，为理性对话提供社会土壤。 前景——以尊重为前提重建信任，决定地区合作的温度与深度 面对地区形势复杂多变的现实需求，中日双方在经贸、人文、区域治理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但合作必须以尊重为前提，尤其在历史认知与公共表达上更需谨慎。对歧视性称谓保持警惕，并非纠缠词语本身，而是拒绝侵略逻辑借语言“回潮”。只有把历史问题放在事实与良知的轨道上处理，才能减少情绪阻力，为现实合作创造更稳固的社会基础，并为地区和平与共同发展提供更可持续的支撑。
从金印册封到词汇之争，称谓变迁的史实是一部浓缩的东亚文明互动史。当我们在东京街头看到“中华料理”招牌，在北京听到“日式料理”的称谓时，或许更应思考：如何让语言既承载历史真实，也成为沟通桥梁而非隔阂。真正的文明对话，始于对彼此称谓的平等尊重，成于对共同历史的理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