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基层单位不同程度存在文山会海频繁、材料报表叠加、政务应用和工作群过多、督查检查偏重“痕迹管理”、权责界限不清等问题。
一些干部反映，工作节奏被会议、填报、截图、上传占据，忙碌程度不低，但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产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的实际贡献有限，出现“看似很忙、成效不显”的现象。
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基层一旦陷入形式主义“旋涡”，不仅影响工作质效，也会削弱群众获得感和对治理的信任度。
从原因看，形式主义之所以顽固，在于其往往与管理方式、考核导向和风险偏好相互叠加。
一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的惯性尚未根本扭转，部分工作习惯于层层转发、层层部署，导致基层重复传达、重复汇总。
二是考核评价偏向可量化、可留痕的指标，基层为了“可证明”，更容易把精力投入到材料包装和过程截图，出现“数字留痕”替代实际成效的倾向。
三是权责配置不匹配，有的任务上收下压、责任下沉而资源不到位，形成“小马拉大车”的结构性压力。
四是干部担责风险与容错机制不够衔接，少数人求稳怕错，倾向选择“留痕最保险”的做法，使形式主义在新载体上“换壳重来”，从“纸面文章”转到“指尖负担”。
这些问题带来的影响具有连锁性。
对干部队伍而言，形式主义消耗了时间与专注，挤压了走村入户、现场调研、问题闭环处置的空间，易造成倦怠情绪，甚至出现“忙于应付、不敢创新”的心理。
对基层治理而言，数据层层上报不等于问题层层解决，材料“漂亮”不等于群众满意，若长期偏离实绩导向，容易造成治理资源错配。
对群众而言，窗口服务、矛盾调处、民生工程等需要“马上办、抓紧办”的事项可能被流程性事务延误，影响获得感与满意度。
对发展而言，基层承载着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一旦被形式主义牵制，产业项目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等任务就难以形成合力与速度。
针对上述情况，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施治，在“减负”与“增效”上同步发力，形成可执行、可评估、可持续的治理闭环。
在对策层面，首先要把“控文控会”落到刚性约束。
会议和文件要能减尽减、能并则并，推进集约化、流程化办公，明确“必须开”“必须发”的边界，减少层层陪会、重复传达。
对同类事项要统一归口、统一模板、统一口径，避免多头布置造成反复统计、重复劳动。
对临时性、突击性报表要严格审核必要性，防止以“应急”为名常态化加压。
其次要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对政务APP、工作群和线上填报进行清理整合。
应坚持“一个平台管总、一个入口办理、一次采集多方共享”的方向，能通过数据共享获得的，不再要求基层重复上传；能通过现场核验反映实情的，不以截图打卡替代。
对要求“实时上报、即时反馈”的事项，要区分轻重缓急，明确频次边界，避免把基层变成“信息中转站”。
同时完善数据安全与权限管理，防止多平台并存导致数据重复、责任不清。
再次要把督查检查考核机制调整到“看效果、看口碑”的轨道上。
督查要突出解决问题、推动落实，减少以查台账为主要方式的简单化做法，更多采用“四不两直”、随机抽查与现场核验相结合。
考核指标要从“数量型、过程型”向“质量型、结果型”转变，重点看政策落实效果、群众满意度、风险防控成效和基层干部服务质效。
对“一刀切”“层层加码”要建立追责与纠偏机制，明确“谁加码谁负责”，推动上级部门在布置任务时同步明确资源保障、操作指南和减负要求。
同时，减负必须与赋能并举。
减负不是减责任，更不是削弱治理，而是让责任回归到解决问题、服务群众上来。
要通过资源下沉、力量整合、能力提升来破解基层“人少事多”的结构性矛盾：推动编制、人员、经费、技术和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整合条线力量，减少多头对接；加强业务培训和数字化工具的统一供给，让基层干部“会干事、干成事”。
在激励保障方面，应健全担当作为的正向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对改革探索中出现的可控失误、无意过错要依法依规区分对待，给敢闯敢试者吃下“定心丸”，避免“越干越怕、越怕越虚”。
从前景看，基层减负是一项需要上下协同、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把阶段性整治成果固化为制度常态。
各地可探索建立“上级主导、基层参与”的协同机制，畅通基层诉求表达渠道，让基层对新增事项、考核指标、报表频次有建议权、反馈权。
对减负措施要建立过程监督与效果评估，定期开展“回头看”，既查反弹也查变种，形成“制定—落实—反馈—优化”的闭环管理。
随着制度不断完善、导向更加明确，基层工作将更能回到抓落实、办实事、解民忧的主战场，治理效能也将以更可感、可及的方式呈现。
形式主义治理犹如逆水行舟，一篙松劲退千寻。
当考核的指挥棒真正指向群众笑脸，当干部的精力切实聚焦发展实效，基层治理现代化方能行稳致远。
这场刀刃向内的改革，不仅关乎行政效能提升，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诠释。
历史必将证明，唯有卸下虚假负担，才能扛起时代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