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海洋治理进入“从倡议到落地”的关键期。当前，气候变化、海洋生态退化、资源开发强度上升、极端灾害频发等因素交织叠加，海洋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更趋复杂。特别是公海等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规则制定与执行能力不足、数据共享壁垒、监测手段有限等现实问题，使得“看得见、管得住、管得好”成为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用科技创新提升认知能力、监管能力与应急能力，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破题方向。 原因——海洋系统复杂性决定了治理必须走向“数据驱动+系统集成”。与陆地相比，海洋观测成本高、环境不确定性强、时空尺度跨度大，传统以单一学科和经验模型为主的研究与管理方式，难以应对跨区域、跨要素的综合问题。与会专家指出，海洋科学正在迈入多学科交叉、多技术融合的系统创新时代，装备、数据与模型共同构成“海洋认知基础设施”。在该背景下，智能化技术加速进入海洋领域，从海面航行平台延伸到空中、水下乃至跨越水空界面的跨介质平台，为立体观测、应急救援、资源开发与生态评估提供新的技术路径。 影响——智能化与数字化正在重塑海洋科研范式与产业形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工学部主任段慧玲表示，在智能化普遍应用的背景下，人才培养方式与科研组织方式都在变化，海洋装备也必须加快迈向智能化、体系化。她认为，面向深海等极端环境，装备设计不再是单一力学问题，而需要力学、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耦合，通过系统工程方法释放海洋新质生产力。其中，数字孪生有望成为关键抓手：通过物理模型、传感器与数据融合，实现虚拟体与真实体的实时映射、预测与优化，推动海洋作业由“经验驱动”转向“可计算、可验证、可迭代”的新模式。她将数字孪生能力概括为由浅入深的递进链条：虚拟反映真实、虚拟控制真实、虚拟预测真实、虚拟优化真实，最终实现虚实共生。有关思路已在深海采矿等场景验证，通过多源传感器数据融合，可实现装备状态的高保真映射与风险的提前研判，为复杂海况下的安全作业提供技术支撑。 对策——以顶层设计牵引科技供给，以协同创新打通“数据—知识—治理能力”链条。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邱勇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将坚持在开放合作中推动海洋科技发展，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支撑海洋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并积极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智慧与方案。与会人士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强化海洋科技创新政策供给与能力建设，在深海探测、极地研究、生态环境保护与国际科技合作等取得多项进展：全球最大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建成入列，10万吨级海上油气平台“深海一号”投入使用，“奋斗者”号完成北冰洋、加克洋中脊载人深潜科考等任务。这些成果为海洋科学研究、资源勘探开发和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提升海洋风险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奠定基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兰玉杰表示，海洋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要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观测数据向知识转化、知识向体系凝练、体系向治理能力跃升。下一步，将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以前沿科学问题为导向，强化海洋领域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体系化布局，加快适应智能化驱动的全球海洋科学研究范式，力争在深海生物多样性、海岸复杂系统等方向形成系统性突破。多位专家认为，面向未来，应强化观测网、算力平台、模型体系与共享机制建设，推动科研、产业与治理部门协同联动，提升数据质量与可用性，形成可持续的“科研—工程—治理”闭环。 前景——以开放合作把“共同愿景”转化为“可执行方案”，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确定性。近年来，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科技治理与规则进程，国际科技合作不断深化。2026年1月17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BBNJ）正式生效，中国为首批签署国和缔约国之一。厦门大学教授曹玲指出，全球海洋治理正从规则构建走向实施阶段，新的挑战不在于理念是否正确，而在于如何把目标细化为可操作的行动路径，包括监测评估、能力建设、技术转移与信息共享等。与会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全球海洋治理将更加依赖科学证据、技术手段与跨国协作：一上，智能化观测与数字化管理有助于提高公海与深海活动透明度，降低执法与监管成本；另一方面，开放共享与互利合作仍是弥合能力鸿沟、形成治理合力的重要途径。我国在“十五五”期间将更加强前瞻布局，促进协同联动，深化开放合作，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科技创新不仅是开发海洋的工具，更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通过系统创新强化观测能力，促进成果转化，深化国际合作，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海洋治理新阶段，真正实现认识、开发和保护海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