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糖尿病防治正处“高患病率与低管理水平并存”的关键阶段；临床数据显示——成人糖尿病患者规模庞大——且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仍有提升空间；同时，血糖、血压、血脂等多指标协同达标难度较大，反映出慢性病综合管理的系统性短板。如何让患者“被看见”、让管理“能落地”、让支持“可持续”，成为医疗体系、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 问题的突出表现，一上于疾病本身需要长期、精细、连续的管理。糖尿病并非一时用药即可解决，饮食、运动、监测、复诊、并发症筛查等环节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缺位都可能影响长期结局。另一上于患者及家庭承受多重压力：新确诊阶段常伴随焦虑与信息不对称；青少年1型糖尿病家庭需要持续照护与应急能力；经济困难家庭容易在耗材、随访、并发症防治等出现“断点”；部分职场人群则存在“早筛不足、延误干预”的风险。上述问题叠加，使糖尿病管理不仅是医学问题，也带有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属性。 原因层面，既有健康素养不足、生活方式风险因素普遍等共性背景，也有慢性病管理资源分布不均、基层随访能力参差、患者支持体系薄弱等结构性因素。专家指出，糖尿病防治需要把“早筛早诊、规范治疗、长期随访、并发症防控、心理支持、同伴互助”纳入同一套连续服务逻辑，而现实中这些环节往往由不同主体分散承担，协同不足导致效果打折。尤其在数字化健康工具快速普及的当下，如何将技术、临床与社会支持有效衔接，避免“有数据无行动”“有工具无陪伴”，考验系统设计能力。 影响层面，糖尿病的高负担不仅关系个体健康与家庭福祉，也对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生活产生持续影响。管理不佳将增加急性风险与并发症发生概率，进而抬升医疗支出与照护成本；而对青少年与劳动年龄人群而言，疾病管理的连续性与可及性，直接影响学习、就业与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糖尿病防治的成效，往往能够折射一个社会对慢性病综合治理能力的水平：从健康教育到医疗服务，从社区支持到社会救助，每一环都需要更精细的制度安排与更广泛的公众参与。 ，公益组织如何发挥补位与连接作用，成为年会讨论的重点。据介绍，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以“帮助糖尿病人快乐健康生活”为目标，近年来围绕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需求推进多项支持行动：面向新确诊家庭提供基础物资与管理工具支持，帮助其尽快建立日常管理能力；面向经济困难家庭探索医疗负担缓解机制，守住治疗与监测“不断档”的底线；搭建同伴支持网络，通过营地活动与互助平台强化患者之间经验分享与情感支持；通过奖学金等方式鼓励对应的领域青年人才成长，并逐步将健康科普与预防关口前移，拓展到2型糖尿病预防教育、妊娠期糖尿病支持等领域，力图形成覆盖全类型、全周期支持网络。 年会上，来自高校与医院的代表提出，应深入把公益实践与科研、临床需求对接，通过平台化协作组织跨学科团队，围绕糖尿病防治中的真实痛点开展研究与转化，推动产学研医协同发力。此观点的现实意义在于：糖尿病管理既需要临床证据与标准化路径，也需要可推广的教育模式与社区工具，更需要把“医学可行”转化为“生活可行”。当公益项目能够与临床指南、科研成果、基层实践形成闭环，其社会效益与可持续性将提升。 对策层面，与会专家强调，提升糖尿病综合达标率，必须从“单点干预”走向“系统治理”。一是强化早筛与风险评估，把干预窗口前移，减少“发现即中晚期”的被动局面；二是提升规范治疗与随访质量，特别是对高风险人群和特殊人群建立更精细的管理档案；三是完善患者教育与心理支持，让患者掌握“以血糖为舵”的自我管理方法，提升长期依从性；四是发挥同伴互助与社会支持作用，以更低成本补齐长期陪伴与应急指导的短板；五是推动资源协同，促进医疗机构、社会组织、企业与社区在数据、服务、培训与转诊等上形成可复制的协作机制。 前景判断上，随着健康中国行动深化，慢性病防治将更加注重从治疗向预防延伸、从医院向社区下沉、从单一指标向多指标综合管理升级。糖尿病公益实践若能进一步实现标准化、透明化与可评估，并与基层慢病管理体系深度衔接，有望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风险、促进健康公平等上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对健康管理需求持续增长的趋势下，“专业支撑+同伴互助+持续教育”的组合模式，可能成为慢性病治理的重要补充路径。
七年的坚守与实践表明——面对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单靠医疗手段远不够充分，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与系统支持。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的探索为此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整合医学专业、患者互助、社会资源与创新机制，可以构建起更加完善的患者支持体系。展望未来，随着产学研医公益融合的推进，糖尿病防治工作有望实现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从个体救助向系统赋能的转变，让更多患者在专业指导与社会关怀中重获生活的希望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