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当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面临多重变量：家庭教育能力差异明显，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衔接不够紧密，社区资源参与度不均衡，一些地方协同育人仍停留在倡议层面、活动层面，存在“各管一段、缺乏合力”的现实困境。
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关键在于把“共识”转化为“机制”，把“参与”转化为“常态”，形成能持续运行的工作体系。
原因—— 茂名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现场推进会的举办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探索较早、体系较完整，抓住了协同育人的制度支点和组织抓手。
一是高位统筹把方向。
当地将家校社协同育人纳入重要工作任务，推动形成党政主导、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强调目标导向与结果导向并重，避免协同育人“责任虚化”“边界模糊”。
二是组织体系把链条。
茂名推进市、县、镇、校四级联动，构建较为系统的培训与落实路径，形成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的闭环。
全市中小学实现关工委组织覆盖，并探索由教育部门主要负责人、中小学校长与退休老同志共同担任关工委主任的“双主任”工作机制，推动组织力量直达学校一线。
三是资源整合把力量。
协同育人不只是学校“多做一点”，而是让家庭、学校、社会在同一目标下分工协作。
茂名以“教联体”建设为牵引，实现区（县级市、管委会）层面全覆盖，强调社会力量进入校园、进入社区，形成支持网络。
四是保障机制把落实。
协同育人涉及培训、课程、阵地、人员等要素，离不开稳定投入与过程督导。
当地建立责任清单、督导检查、经费支持等机制，推动相关工作从“软要求”转为“硬任务”，通过常态化调研督导及时疏通堵点，提升执行力。
影响—— 从实践成效看，茂名经验的价值不在于“热闹”，而在于“可持续”。
其一，协同育人的公共服务属性更加凸显。
通过规范化家长学校建设与课程供给，家长获得了更可及、更成体系的家庭教育指导，有助于缩小不同家庭在教育资源与方法上的差距，提升家庭教育的科学性。
其二，德育与实践教育更加深入。
当地激活“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队伍作用，形成连接学校、家庭、社区的桥梁。
大量有阅历、有威望的志愿者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关爱与成长指导，使价值引领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
其三，基层治理的协同效应更加明显。
家校社协同育人往往与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周边治理、心理健康服务、家风建设等工作相互交织。
协同体系运行越顺畅，越能在苗头性问题上早发现、早干预，减少教育风险外溢。
其四，经验具有可复制性。
茂名的做法突出制度化、标准化、项目化，强调组织覆盖、阵地建设、课程供给和评价督导的组合发力，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怎么建、谁来做、如何评”的操作路径。
对策—— 围绕协同育人从“有活动”走向“有体系”，从“能推动”走向“可推广”，茂名的做法提供了几方面启示。
第一，把协同育人纳入常态治理框架。
以明确责任分工为起点，将教育部门、学校、家庭、社区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任务具体化、清单化，既防止“多头管理”，也避免“无人负责”。
第二，把家长学校办成“家长能力提升平台”。
通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评价反馈机制，推动家庭教育指导从零散讲座转向系统化学习。
当地探索线上线下结合，录制线上课程、汇编教案资料、开发校本教材，扩大覆盖面，提高学习的持续性与可达性。
第三，把“五老”队伍建设从“动员参与”升级为“精准赋能”。
通过建立人才库、按专长分类、开展专题培训与结对机制，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使其更契合新时代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治教育等需求，避免“有热情、缺方法”。
第四，把“教联体”做实做细。
协同育人的关键在“联”，要在资源共享、活动共办、问题共治上形成稳定机制，让社区阵地、社会机构、公共文化资源等更好服务学生成长，同时保障活动规范有序、风险可控。
第五，完善督导与评估机制。
协同育人既要看覆盖率，也要看实效。
可在家长参与度、学生发展变化、问题解决效率、课程质量与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形成多维评价，推动各地从“做了什么”转向“解决了什么”。
前景—— 随着教育强国建设持续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将从“补充性工作”走向“基础性工程”。
面向未来，协同育人的重点将更突出“三个转变”：从经验推动转向制度驱动，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从阶段性活动转向常态化服务。
茂名的探索表明，只要坚持高位统筹与基层落地相结合，坚持资源整合与专业赋能相结合，坚持过程督导与结果评估相结合，协同育人就能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运行体系，为青少年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夯实根基。
茂名的实践表明，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硬件投入，更呼唤制度创新和代际智慧的融合。
当“五老”的银发力量遇见体制改革的破冰勇气，一幅多方共绘的育人图景正徐徐展开。
这既是新时代教育治理的生动注脚，也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辟了新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