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古籍资源分散、获取门槛高与整理成本大,是长期制约传统典籍走近大众的突出难题。
一方面,古籍版本繁杂、文字异体多、整理校勘专业性强,传统整理方式耗时费力;另一方面,读者即便对传统文化有兴趣,也常受限于阅读介质、检索不便和注释不足等因素,难以持续深入。
如何在守住学术规范与文献真实性的前提下,实现“可读、可查、可用、可研究”,成为古籍数字化发展的关键。
原因——技术供给与社会参与的叠加,正在改变古籍整理与传播的基础条件。
年度报告显示,“识典古籍”平台已开放4.7万余部古籍,并与4000多个古籍整理团队形成协作网络;在智能工具支持下,平台提供从整理到查阅研究的流程化助力,推动古籍从“静态上网”走向“可交互使用”。
与此同时,移动阅读场景的普及也在重塑阅读习惯。
2025年4月平台App上线后,手机端便捷访问降低了进入门槛,为更多非专业读者提供了稳定入口,促成了“随时可读”的新常态。
影响——古籍传播的受众结构与内容偏好呈现“经典热”“地域广”“互动强”的新特点。
报告显示,移动端最受欢迎的古籍中,《资治通鉴》《山海经》《黄帝内经》位居前列,《资治通鉴》每日吸引近千名读者阅读,并成为日均加入“书架”最多的书目之一;《庄子》《道德经》等传统经典亦长期保持热度,说明大众对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化辨识度的典籍需求稳定。
用户地域分布方面,广东、山东、江苏读者数量靠前,河南、浙江紧随其后,显示古籍数字化的覆盖面正向多省份扩展。
阅读黏性同样值得关注:平台用户人均阅读时长达23分钟,重度用户每日阅读时间可达498分钟,表明古籍阅读不再只是偶发性兴趣,而正在形成可持续的文化消费与学习行为。
更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平台的互动机制正在改变传统阅读的“单向性”。
“查看古籍原图”成为高频功能,配合评论、文白切换、词义解释等工具,让读者既能触达文献原貌,也能获得理解支撑,提升了阅读的可达性与准确性。
划线与批注功能则把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具体文本处形成讨论与共识的积累。
以《山海经序》中“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
异果在我,非物异也”为例,读者围绕认知与事物关系展开讨论,折射出古籍在当代语境下仍具现实解释力与思想激发价值。
对策——以技术赋能、资源建设与志愿协作构建可持续机制,是推动古籍数字化提质增效的现实路径。
报告显示,平台内容的扩充不仅依赖工具迭代,也得益于志愿者参与。
2025年3月发起的“我用智能技术校古籍”活动吸引3.7万名大学生与志愿者参与,覆盖1450所高校,累计整理约15亿字、涉及近2万部古籍。
参与者专业分布既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古典文献学等传统优势学科,也延伸至计算机、物联网等理工科领域,体现出古籍整理在数字化条件下的跨学科协同趋势。
个体层面,贡献突出的志愿者全年校对字数达到数百万量级,说明在规范流程与工具支持下,社会参与可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补充。
资源供给方面,平台过去一年相继上线多类专题数据库与地方文献资源库,覆盖海外汉学资源、女性艺文、区域方志与城市旧志等领域,进一步丰富了古籍门类与研究维度。
2025年10月上线的“深度研究助手”类工具,则指向更高层次的应用:从“查得到、读得懂”迈向“研得深、用得上”,有望在文献比对、主题检索、线索追踪等方面提升研究效率,但也需要在引文可溯、版本标注、学术规范等环节持续完善,确保技术应用服务于文献真实与学术严谨。
前景——面向未来,古籍数字化需要在“规模扩张”与“质量治理”之间取得平衡,形成更可复制、可推广的公共文化新模式。
一方面,移动端与智能工具将继续扩大覆盖面,推动古籍从专业圈层走向大众生活;另一方面,随着用户规模增长与互动内容增多,平台治理、版权与版本管理、校勘质量控制、引用规范等问题将更受关注。
若能建立更清晰的标准体系与多方协同机制,并推动资源在教育、研究与公共阅读场景中更好落地,古籍数字化有望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支点。
古籍数字化不仅是对历史的保存,更是对未来的投资。
当千年典籍借助科技焕发新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延续,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明根脉的守护与创新。
这一进程需要技术、人才与社会的共同参与,唯有如此,中华文化的瑰宝才能在数字时代绽放更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