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孙奇逢

夏峰先生,是以一儒之身扛了三百年道统。先来说说这场文化迁徙,明清易代的时候,大地变幻得让人看着都疼。山河变色、礼乐崩坏,老百姓心里最不好受的不是国家亡了,而是怕文化都给灭了。就在这“天崩地解”的当口,孙奇逢跑到太行山那边开了书院,拿着毛笔在乱世里画出了一条伦理的底线。后来他在河南辉县的夏峰村讲学,大家都叫他夏峰先生,跟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的“三大儒”,大家都觉得他的气魄特别大,北方的学者都把他当泰山北斗来捧。孙奇逢生在直隶容城,年轻的时候特别有侠气,老想着干出点大事业来。万历三十三年和三十六年,他爹妈相继去世了,他就和兄弟们在坟边搭了个草棚,不管风吹雨打地读书,哭了三年,乡里人都夸他孝顺。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这帮阉党迫害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这些人都进了大牢。很多朋友都吓得躲起来了,只有他挺身而出想办法救他们。他还找了鹿正、张果中一起凑钱去接济灾民,虽然最后没把朋友救出来,可大家都记住了他的好,给他起了个“范阳三烈士”的名号。后来战火烧起来了,他又组织乡勇保卫容城,在五峰山扎营防守。他管得特别严,让大家同心协力、不耍性子、准备好工具、注意行为举止。在那样乱糟糟的环境里,几千老百姓居然还能一边打仗一边读书弹琴唱歌。范景文给他写征召书的时候说:“你这么孝顺能当忠臣,会写文章也能带兵打仗。”这句话把他的人格魅力全给点出来了。孙奇逢十七岁就中举了,后面十二次考进士都没考上。他跟我说:“我就打算老死在进京赶考的路上了。”清朝刚建立的时候好几次让他出来做官,他都装病不去。他说自己性子野,不想当官。面对朝廷的好意和压力,他不退让:“圣人不是非要死才算好节,只要杀身成仁就行。”他拿文天祥打比方说:“活着的时候顺顺当当就行。”顺治六年老家被占了以后他就决定搬到苏门去住,在辉县的夏峰村一直住到死。“以燕人而成豫籍”,这下可好了,“闭门著书,开门授徒”,把满腔的爱国热情都变成了给学生讲书的灯火。 孙奇逢一直坚持理学里的“主敬论”,觉得“内圣外王”这一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敬”字。他觉得敬可不是空谈的:“侍奉君主的礼节里没有一件事不是要诚心诚意地去做。”他认为学问要靠亲身去做:“全要在行动上琢磨明白。”顺治七年有个朋友说现在写诗作文都没什么用了,他回答说:“理学也不是光靠嘴巴说说就能成的。”所以他就“用学问来处理世上的事务”,写了《读易大旨》《尚书近指》《四书近指》这些书,想让六经二十一史都变成现在的新鲜事儿。当时的人评论他的文章:“没有一篇不关系到人心世道。” 明清换了朝代以后“礼教都没了,人心也变坏了”。孙奇逢就把重建伦理的突破口放在最基层的老百姓身上: 先立家规——他写了《孝友堂家规》三百多字,把怎么安贫乐道、少操心、怎么样缅怀祖先这些都定得清清楚楚; 再修家谱——“每家都记上爷爷的事,每人都写下子孙的名字”,靠着仁义孝悌来振兴一个地方; 然后移风俗——辉县那边办婚丧嫁娶的时候很铺张浪费,他带头做起示范:儿子娶媳妇两家合伙准备衣服首饰,“不讲钱也”;老婆死了守丧期间不能敲着盆唱歌闹着玩,“绝对不允许随便胡来”。他强调说:“天下最神奇的事往往是从最平常的事里做出来的。”只要人人都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天下就太平了”。 他把治理国家的道理和传承下来的学问从神坛上请下来了,落实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日常小事里头。 自从他在苏门讲学、在百泉读《易经》开始,学生就遍布了京城周边、河洛一带甚至是齐鲁、晋楚、吴越这些地方。单是《夏峰年谱》里列出来的学生就有快两百个了。 汤斌、魏一鳌、耿介、费密这些人都是他教出来的弟子,“在学术界很有威望”。汤斌后来做到了工部尚书还得先辞官回家修行了十年;魏一鳌一辈子都没做官,“一心研究性命之学”;耿介把嵩阳书院重新给办起来了;费密极力反对清谈空洞的话头,“主张经世致用”。黄宗羲感叹道:“北方的学者大半都是从他门下出来的。”康熙年间汪晋征总结道:“中州这六七十年间出了不少好东西……大儒辈出。”夏峰的学问也因此影响了后世很久很久。 孙奇逢虽然没当官隐居起来了但跟魏裔介、魏象枢这些在朝廷里做官的理学名人书信往来很多。他明白“真正有学问的人每个时代都有”,就希望他们能“开导帝王”,用正道来拯救百姓。所谓“做了大官才能行道救民”,其实就是遗民和士大夫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合作”——不当官却能参与政事,用道德的力量重新树立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模式在清初的理学复兴里很常见,而孙奇逢就被当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康熙十四年(1675)的时候孙奇逢在夏峰村去世了。戴明说叹息他一辈子经历的事情变化很大,但在做人做事的取舍上比金元时期的那些大儒做得更好。梁启超也夸他“人格很尊贵”,“感化力特别强”。看看他这一生: 有民族气节——一直坚守遗民的身份; 有文化担当——接续了儒学的正统; 有社会重建——引领了伦理秩序的恢复。 爱因斯坦说过:“第一流人物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于道德品质方面……远比大家以为的要大得多。”孙奇逢就是这句话的最好例子:一个读书人担起了三百年的精神传承;在那乱世的烽火里,让儒家的纲常成了民间最坚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