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北京国务院的小礼堂里灯火辉煌。大家都很关注那个事情，因为还没过多久。有人低声地说：“等到春天来了，可能要开一场不同寻常的会。”这句话虽然很冷，但是让人听着心里暖暖的。过去三年的困难时期还没过去，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很多，给基层干部增加了很大压力。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召开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七千多名干部全部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被称为“七千人大会”。干部们带着沉重的行李和满腹委屈来到北京。自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大家都害怕说话，担心被戴上“右倾”帽子。毛泽东知道这种氛围非常不利于解决问题。他在一次常委会议上直率地说：“不让人说话，就会把大事给耽误了。”所以他提出延长会期，白天让大家发泄情绪，晚上给大家看戏，还有两干一稀的伙食照顾得很周到。这个提议刚一出来，掌声就响了起来，很多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毛泽东在一月三十日下午的讲话中强调：“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还提到了秦穆公迎接失败将领的故事暗示如果做错了事情能够改正还是会被重用。会场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发言控诉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后果：“粮仓里没粮食，外面也没有蔬菜，哪里来的‘日增万斤钢’？”省级干部们也跟着检讨错误。林彪却在会议上给毛主席吹捧了一通：“这三年来虽然物质上亏了一些，但精神上收获不少。”这个话并没有让大家感到尴尬反而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毛泽东在自我批评环节承担了“大跃进”的责任：“高指标、高征购我有份，中央也有份。”刘少奇也跟着提出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河北某县原来的书记在小组会上激动地说：“如果不是这次会议我们可能永远都翻不了身！”气氛一度非常热烈。然而这次会议也不是没有争议的话题——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正确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家。毛泽东在会议结尾重申：“路线不能变，方针政策可以再斟酌一下。”这个话让大家意识到讨论还是有限度的。后来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降低征购、恢复农民自留地。尽管文件很长但没有提到关于三面红旗性质问题。会后很多干部给家乡写信说：“春天来了。”可见春天虽然来了但寒冷并没有完全消散掉。半年后经济调整步入正轨但政治空气又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多次提到“防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矛头逐渐指向否定三面红旗的倾向。回头看这次会议像是一次高压锅放气一样暂时缓解了压力却没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让人讲话虽然容易但怎么应对讲完之后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七千名干部们散了之后各回各的岗位北京的冬雪慢慢融化了留下最高领袖心中一盘更大的棋局——如何保住理想旗帜同时让机器再次发动却不再出现失速现象——这个答案要到几年后才能揭晓那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