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目标约束下的宏观调控更需“组合拳” 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工作，盛松成等认为，我国宏观调控将同时面对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促转型、保民生等多重目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内生动能转换仍爬坡，政策空间、传导效率与成本约束交织叠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核心工具，必须更强调统筹衔接与同向发力，避免政策分散、力度对冲或传导梗阻，提升稳定总需求与优化供给结构的整体效果。 原因——政府债供需格局与金融体系约束决定协同必要性 从流动性与债券市场结构看，当前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主要持有者仍是商业银行体系，银行可支配的中长期流动性水平直接影响其配债意愿和配置能力。在政府债发行保持一定强度、财政扩张需要稳定资金来源的背景下，若银行中长期资金偏紧或资本约束上升，可能影响债券承接能力，进而抬升融资成本、削弱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 从利率环境看，近年来低利率条件下，消费和投资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相对下降；此外，银行净息差收窄、盈利和风险抵御能力承压。若仅依靠降息推动融资成本下行，边际效果可能递减，并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带来新压力。因此，兼顾“量”和“价”的政策搭配更显关键：既要稳定利率中枢、引导融资成本合理下行，也要通过中长期流动性安排增强银行体系承接政府债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影响——协同发力有助于稳融资、扩需求、促转型并守住风险底线 在总量层面，增强中长期流动性供给、改善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有助于稳定政府债券发行与交易环境，推动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反映政策意图，降低政府融资成本和财政利息负担，形成财政扩张与货币条件改善的正向循环，从而更有效扩大总需求。 在结构层面，政策协同能够把有限资源投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方向。一上，围绕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通过再贷款等引导资金“定向滴灌”，叠加财政贴息等措施，继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现金流压力；另一方面，提振消费领域，结构性工具与财政补贴、消费促进政策配合，既改善居民与企业预期，也增强消费场景和服务供给能力；在支农支小、民营经济等薄弱环节，货币工具引导信贷增量，地方财政通过奖励、担保等方式分担风险，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与可得性。 同时，协同机制若运转顺畅，还将提升政策的可持续性：在稳增长的同时兼顾金融稳定，避免资金空转与过度加杠杆，把握好力度、节奏与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对策——以“量价协同+工具互补”提升政策合力与精准度 盛松成等建议，总量调控上应更加重视中长期流动性工具的作用。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开展买断式逆回购等方式，为银行体系提供更稳定的中长期资金来源，增强其配置政府债券能力，并改善信贷投放的稳定性。在价格调控上，政策利率调整仍可发挥引导作用，但需在低利率环境与银行经营压力之间做好平衡，强化对利率传导链条的评估和预期管理。 结构调控上，应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标、对象和节奏上更紧密衔接，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政策闭环：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侧重以优惠利率提供债权性资金，强调期限管理与风险控制，适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短期资金压力；财政政策更具“股权”属性，可通过注资、资本金安排等方式承担更长期的资本投入与风险吸收功能。例如，通过特别国债等方式补充金融机构资本、增强信贷扩张能力，通过专项债等为重大项目提供资本金保障，强化对重大战略任务和关键领域的支撑。 在政策执行层面，还需完善配套机制：一是增强部门间信息共享与目标对齐，避免重复支持或支持缺位；二是健全资金使用绩效评估与风险分担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与结构性工具的乘数效应；三是加强对地方债务、金融机构资产负债错配等重点风险的动态监测，确保在扩需求过程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前景——以制度化协同保障“十五五”开局稳中求进 业内人士认为，面向“十五五”，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将更趋制度化、精细化：既要在经济波动时形成“稳定器”，也要在结构转型中发挥“推进器”。随着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传导机制持续完善，“量”的稳定供给与“价”的合理引导有望共同作用于融资成本、预期和资源配置效率；“债权工具+股权工具”的互补安排也将更好服务科技创新、扩大内需和补齐短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宏观政策支撑。
宏观调控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精准配合。中国特色的政策协同体系正在实践中完善，这不仅是短期稳定的需要，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未来需要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增强灵活性，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