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聂曦去世后，他的遗孀高秀娟为了追讨抚恤金，这一等就是66年。从1951年到2026年，台湾地区出台了很多法律来处理这类问题，但并没有真正帮助到她。等到2026年3月18日时，一份最新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为止，类似聂曦这种案子申请刑事补偿的成功率还不到三成。尽管法律法规看起来越来越完善，但高秀娟最终还是没能等到任何补偿。从“抚恤金办公室”跑到“冤狱赔偿基金会”，高秀娟用她的大半辈子追求着这个结果。尽管历经千辛万苦，她依然没有等到那一句道歉和几百块钱的抚恤金。为了掩盖历史责任，他们搬出了一大堆法律条文和“证据不足”来搪塞高秀娟。2011年出台的《刑事补偿法》看似允许翻案，但实际上门槛非常高，要求必须“寻获新真相”。这对于一桩旧案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这些法律条款看起来越来越进步和人性化，但实际上真正拿到钱的家属寥寥无几。有学者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种利用程序正义来掩盖不公的行为。聂曦的案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年给他定罪速度飞快，而当遗孀来要补偿时规矩却非常多。高秀娟熬了大半生也没能等来结果，最终只能躺在床上咽气。虽然聂曦的后人选择了不告，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选择用笔和纸去还原父亲的一生，在历史的荒原上为他立一座碑。这并不是正义而是用时间熬干的正义。高秀娟用一生等待却只换来一句“证据不足”。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种合法的冷漠和算计的体现。那些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的“聪明人”真的认为一堆冰冷的法条就能抚平半个世纪的伤痛吗？他们真的能让那些夜里的哭声停下来吗？这种合法的算计到底保护了谁？又让谁永远闭上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