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调数据呈现“对称性”分化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春季民调，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态度仍占多数，但较前一年有所回落；该调查覆盖数千名成年人，主要围绕国家形象与经济竞争等议题展开。同期，斯坦福大学与清华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美好感度处于低位，并呈下降趋势。两国舆论在相互观感上的同步走低，已成为当前中美民意格局的突出特征。 二、贸易摩擦成为情绪波动的直接触发因素 两国民众态度变化与贸易政策高度涉及的。特朗普政府自2月起加征额外关税，3月深入升级，4月宣布更全面的关税措施，中方随即采取反制。政策连锁反应很快传导至民生层面：美国消费者承受商品涨价压力，中国消费者也因部分商品价格波动产生不满。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对华关税利少弊多，并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贸易摩擦由此成为两国负面情绪的重要来源，其影响已深入日常消费与预期管理。 三、信息渠道多元化拉大认知差异 年龄代际在对华认知上差异明显。在美国，18至29岁人群更多通过短视频平台接触中国当代生活场景，如高铁运营、港口物流、科技园区等，部分人因此修正既有印象，形成相对均衡的看法。相比之下，65岁以上群体更依赖传统电视媒体，对中国的疑虑仍然较高。这种差异反映了信息获取方式变化对认知的直接影响。 在中国，社交媒体集中传播贸易摩擦、科技限制等政策信息，强化了对美负面观感。同时，短视频平台也频繁呈现美国国内矛盾与社会问题，削弱了过去对美国的“理想化”想象。整体而言，中国网友对部分欧洲国家评价相对正面，而涉及美国议题时，批评与调侃更常见。信息生态的差异，持续塑造着民众对国家形象的判断路径。 四、党派与地域因素加深分化 在美国，共和党人对华负面情绪总体高于民主党人，但其下降幅度更大，显示态度也会随政策与议题重心变化而调整。共和党内部将中国视为“敌人”和“竞争者”的比例趋于接近；民主党人则更常将注意力投向俄罗斯等其他安全议题。总体而言，美国民众仍倾向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但相关比例较2023年有所下降。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在部分发展中地区的好感度相对较高，中东和非洲不少国家对华态度更为正面。，美国在加拿大、墨西哥等传统伙伴中的支持度出现回落。这些变化折射出国际舆论结构正在发生调整。 五、科技进步强化战略竞争感知 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新能源领域的快速进展，正在加剧西方的战略焦虑。诸如上海医院AI辅助诊断、深圳工厂机器人生产等应用场景，表明了技术落地速度与规模优势。美国学界与政策圈对此高度关注，并推动更严格的限制与竞争政策。反过来，这又强化了两国民众的对立感知：美国社会更多感受到产业与就业压力，中国社会则更强烈意识到技术自主的紧迫性。 同时，中国企业在电池、电动车等领域加速“出海”，芯片自给率提升也在改变全球供应链结构。一些美国年轻人从日常消费中更直接地意识到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这种现实体验正在重塑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理解。 六、民众预期与政策前景 尽管负面情绪仍占主导，民调中也出现一定积极信号。中国民众对未来中美关系改善仍保留一定期待，对相关贸易应对措施的支持度较高。在美国，年轻一代对华态度相对温和，为长期关系调整提供了社会基础。 但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两国在科技、贸易与安全等领域的竞争仍在加深，短期内难以出现根本缓解。民意的改善既需要政策层面的实质性调整，也需要更理性、多元的信息传播环境，减少误读与情绪化对抗。
民意如水，既会随事件起伏，也有其深层成因；中美民众对彼此的认知，既受历史与现实利益牵引，也在数字时代的碎片化传播中不断被放大与重塑。当不同社会的生活场景与产业链在同一张网络上交汇，当跨国交流以更低门槛、更高频率发生，民调的波动或许不仅是情绪的涨落，也提示着沟通空间仍然存在。如何走出“隔空对视”的误判循环，建立更包容、更可验证的认知框架，将是两国必须共同面对的长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