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洋两边，文明之间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王尔德是英国唯美的代表，喜欢讲风格和修饰，特别强调“为艺术而艺术”。他就是那种浪漫又华丽的人。巴勒斯则是个美国自然学家，他喜欢去野外观察大自然，想把一切记录下来。他写的书教会了大家如何通过风向辨认季节，或者看出一片林地中的不同物种从冬眠中苏醒的细微次序。这就像是在给读者做了一次观察训练。比如《醒来的森林》这本书，它不追求姿态优美，只追求观察到位。 1882年，奥斯卡·王尔德来美国巡讲。他是个文艺大使，想用欧洲细腻精致的审美去矫正美国人那粗糙而世俗的“超级唯物主义”。但在人群中，有一个叫约翰·巴勒斯的自然学家冷眼看着这一切。他把王尔德身上那种为感官服务的气息看得很透彻。他觉得王尔德话里带花、花里带滑、滑中带腻。巴勒斯在中文世界里没王尔德那么有名，但他是美国自然散文的源头人物之一。 程虹教授把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翻译成中文，作为“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的起点之作。这一过程花了八年左右时间。译者感慨说，在这个信息奔流的时代，人们习惯了一路狂奔直抵终点，但翻译巴勒斯却得是种“慢”的艺术，“慢工出细活”。为了准确和诗意，她亲赴新英格兰观鸟、体验作者在哈德逊河畔“山间木屋”的生活，甚至把全书物种术语逐条对照《世界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等科学文献校订。这就像是对巴勒斯“观察精神”的一次致敬和再现。 巴勒斯说这本书主要是关于鸟，但更准确地说它是邀请你去学习鸟类学。这就像是一种科学精神的播种：把原本属于学院派的研究动力转化为大众可触及的阅读体验。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愿意背着笔记本走进荒野、探索自然、发现生命规律的公民。这种精神就是现代“公民科学”的雏形。 鸟不再是博物馆里贴着标签的标本了。它们活在新英格兰的灌木丛、特拉华州的铁杉林、阿迪朗达克山脉深处，甚至华盛顿特区的公园里。它们会抢地盘、会恋爱、会吵闹也会消亡。巴勒斯惊叹于鸟类生命中那种罕见的张力。为了生存它们进化出了极强的呼吸系统和快速循环系统。这让它们像燃烧得最猛烈的火焰一样活着。 科技史上常说人类发明飞机没模仿鸟类振翅飞翔而是靠空气动力学推导。但更接近史实的情况是李林塔尔通过观察鸟翼系统给出了弯度翼升阻数据和实验依据让“升力”变成可计算的工程参数；莱特兄弟观察秃鹫滑翔时通过扭动翼尖保持平衡形成了“翼扭转”控制思路进入风筝与滑翔机试验阶段；2024年《自然》杂志用猫头鹰羽毛形态启发三维锯齿拓扑于螺旋桨设计制造出更理性无人机产品。 所以说自然写作就是科学精神的播种。虽然王尔德在1882年远渡重洋到美国巡讲时自命“英伦文艺复兴”代言人想用欧洲审美去矫正美国唯物主义，但巴勒斯冷眼看着这一切并写下了著名《醒来的森林》告诉我们如何观察自然观察真相如实记录科学而又真实地把大自然当作可学习对象告诉我们每一秒都可能是硬仗告诉我们鸟类生命张力告诉我们如何让知识变成认知让观察变成生活方式告诉我们如何把枯燥知识变成鲜活认知告诉我们如何让繁琐观察变成生活方式告诉我们如何培养愿意走进荒野探索自然发现生命规律的公民告诉我们如何把大众可触及阅读体验变成研究动力告诉我们如何把学院派研究动力转化成大众阅读体验告诉我们如何把枯燥知识变成鲜活认知告诉我们如何把繁琐观察变成生活方式告诉我们如何培养愿意走进荒野探索自然发现生命规律的公民告诉我们如何把大众可触及阅读体验变成研究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