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地普遍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督查检查考核体系。实践表明，科学合理的考核能够细化任务、压实责任、激励担当，是推动政策落地的重要抓手。但也要看到，个别地方执行中出现走样：把“有多少指标”“报了多少表格”“留了多少痕迹”等同于工作力度，考核项目越设越多、标准越抬越高、频次越排越密，导致基层干部大量精力耗在材料报送、台账整理和数据“对表”上，出现“指标更细、治理更虚”的悖论。 从问题表现看，一是指标体系“加法”多、“减法”少，重复交叉、口径不一的事项反复填报，形成隐性负担；二是考核导向偏向可量化、易呈现的“硬数据”，对群众感受、长期效果等不易快速显现的内容关注不足；三是层层传导中容易出现“宁可多做一分、不愿少担风险”，使监督问效逐步变成一轮接一轮的迎检迎评；四是少数单位过度依赖材料和数据判断工作，导致“台账齐全”被误当作“工作到位”，甚至留下弄虚作假的空间。 究其原因，既有理念偏差，也有机制惯性。一上，政绩观没有摆正。一些地方把短期可见、表格可填的成绩当作政绩，把“达标”当成目标，忽视公共治理应以解决实际问题、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另一方面，治理任务更复杂、风险防控压力叠加，促使部分管理方式向“以指标求稳”倾斜，形成“多设一道指标就多一分安心”的路径依赖。再者，部门间信息共享不足、数据标准不统一，造成重复取数、反复核验；加之责任边界不清，一些本应由上级统筹完成的事项被过度下沉，基层“多头对接”中疲于应付。 这种考核异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对基层而言，精力被“材料化”“数据化”牵着走，走访调研、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时间被挤压，久而久之会削弱执行力与创造力。对治理效果而言，考核越碎片化，越容易诱发“选择性施策”：哪里容易出数据就集中发力，哪里见效慢、难量化就被边缘化，导致资源配置偏离真实需求。对干部队伍而言，过度强调指标容易强化“只求不出错、不敢闯新路”的心态，甚至出现围绕指标“精致作业”、围绕数据“包装成绩”的倾向，损害政府公信力与政策权威。 破解之道在于回归考核初心，推动考核从“追求数字好看”转向“体现治理成效”。首先要在思想层面纠偏，明确考核的根本目的是推动问题解决、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坚持把群众满意度、获得感作为重要标尺，鼓励干部走出办公室，更多通过调查研究、随机走访、第三方评估等方式掌握真实情况，避免用“纸面达标”代替“事情办成”。 其次要在制度层面推动“瘦身”和“整合”。对现有指标进行系统清理，能合并的合并、能取消的取消，把重复报送、交叉考核统一归并，建立统一口径、统一平台、统一数据源，减少基层多头填报。优化督查检查考核方式，更多开展“四不两直”等务实监督，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台账和留痕要求，推动从“看材料”转向“看现场”“看效果”。同时，合理设定考核周期和容错空间，对需要长期推进、阶段见效的工作实行分层分类评价，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 再次要强化导向约束，建立反向评价和问责纠偏机制。把基层减负情况纳入对上级部门和条线的评价，对变相增加报表、随意加码指标、频繁下沉检查等行为加以规范；对以形式主义替代实质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既要及时提醒纠正，也要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形成“重实干、看实绩”的导向。同时，要给基层留出统筹空间，推动权责匹配，鼓励因地制宜创新治理方式，让基层把更多资源用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 面向未来，随着数字政府建设推进和治理方式迭代，考核体系有条件从“多指标驱动”转向“高质量评价”。一上，通过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上级部门更多“从系统取数”，减少基层“手工填表”；另一方面，通过更科学的指标体系，把“短期数据”与“长期成效”统筹起来，把“量的完成”与“质的提升”结合起来，推动公共政策更精准、更可持续。可以预期，若能持续推进考核改革、治理形式主义顽疾，基层将获得更充分的时间与空间，治理效能也将随之提升。
考核制度的本质是推动工作落实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当“指挥棒”变成“捆仙绳”，不仅偏离制度设计初衷，也会削弱治理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只有建立科学、精准、高效的考核体系，才能真正激发基层活力，让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民服务的实处。这既是对形式主义的有力纠偏，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